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当下，金融危机似乎成了“国进民退”的一个好借口，而这一借口往往又以“产业升级”为支撑。由于一些地方对产业升级的理解基本上还处于“做大规模”的阶段，这就导致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被国有化”，以便实现所谓的“规模优势”。

　　最近在山西省，出现了煤炭行业的大重组。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的规划，重组完成后，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个缩减至100个左右。对现有民营煤矿实行国有控股，将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达到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而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数千名山西“煤老板”要么被迫成为大型国有煤企的小股东，要么从煤炭业退出，另谋新的投资领域。“产业升级”当然会淘汰一批效率低效益差的企业，这是正常的市场过程。但眼下的煤企重组却让人感到有点困惑，因为并不是效益好的并购效益差的，而是规模大的吃了规模小的。产业升级的思路被转换成了“做大就是升级”。然而做大与做强不是一回事。并且，大型的往往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在一开始就因为各种政策与金融服务方面的限制，在发展规模上受到制约。当然也不能排除在监管空缺地带，民营煤企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顾企业伦理的短视行为，例如使用童工、污染环境、矿难频发等。但普遍而言，国有化的低效率是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察。

　　借着金融危机，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号，实行事实上的“国进民退”，这将可能在未来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首先，在“国进民退”的领域，一方面是低效率的国企进驻——尽管不能排除个别企业的确有可能获得改进，但大部分企业要么陷入效率低下的窘境，要么是依靠行政干预获得所谓的市场份额，从而压制市场竞争，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内民间资本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这也是何以煤老板尽管手上有钱，也不得不被迫转向其他领域的原因。

　　其次，倘若煤老板要用钱投资其他领域，他们有好的去处吗？答案也不容乐观。决策部门时常担心房地产和股市有泡沫，但是对于其他的投资渠道限制较多，或者是政策方面的限制，或者是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挤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等，等于变相鼓励民间资本只能进入资产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而要解决资产的泡沫问题，至少部分取决于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放开。

　　要使得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解决民间资本的投资难问题刻不容缓。除了反思“国进民退”之外，更要创造机会实现“民进国退”，例如放开重大项目建设，降低微观金融服务门槛，允许民资进入。即便在“国进民退”已成定局的领域，也可以考虑尽量采用“国有民办”、“责任承包”等形式，来发挥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