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9月22日早晨9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首脑会议上做了7分钟的重要发言，第一次系统性的阐述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除，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影响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官方立场。

　　当天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等全球关心的话题，接受了全球媒体的采访。

　　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解振华就说，“原来有一个开场白，但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直接进入提问环节。”这一极为简洁的开场白，让现场媒体出乎意料，在几秒的时间内，在场的全球的媒体都沒有反应过来。新闻发布会就此直接进入核心环节。

　　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一直是中国推动节能减排政策中关注的焦点。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解振华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以及气候友好技术，政府引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政府的直接投资外，鼓励社会投资、给予企业、民众直接补贴都是已经在做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两条腿”走路将成为今后政策制定的指导。

　　他还透露，中国目前正在测算到2020年的具体减排目标，“我们很快就会公布准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很雄心勃勃的。”

　　政府引导必不可少

　　《21世纪》：胡锦涛主席的发言中，提到了大量的减排数据和官方目标。但是没有提到中国是否会利用民间投资来促进新能源和减排；另外，中国政府有沒有可能对消费者进行补贴，以刺激民间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减少能耗呢？

　　解振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以及气候友好技术，政府引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政府会有一个目标明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就会指明市场方向，进而形成市场。

　　国内“十一五”规划是减少单位能耗20％，二氧化硫起码减少10％左右。这样来说，确定了目标，也把达到这个目标的成本大体上框定出来，实际也就形成了价格。有了价格，就可以引导企业进行投资，政府的作用就出来了。

　　为了实现目标，中国政府有直接投资，也有鼓励政策来促进整体投资。比如在节能方面，中央财政主要实行的是“以奖代补”策略。也就是说企业的节能项目会有15％的补贴，这样就大大促进了企业进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新的建筑节能标准，新标准比此前有65％的能耗下降，也进行了相应补贴；我们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发展节能环保的汽车，实行了汽车的“以旧换新”。对于旧车的淘汰也有10％的补贴。

　　在居民消费方面，我们鼓励使用节能灯，对于更换节能灯的居民补贴50％，通过这一项政策，我们更换了6200万支节能灯，今年还将继续推广更换1.2亿支节能灯。今年我们还对20种节能家电，如电视、空调、冰箱等，给予13％的补贴。这些鼓励性的经济政策，有助于节能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1世纪》：胡锦涛主席关于新能源发展计划细节还不是很多？你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解振华：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到总能源的15％。这个就是具体计划目标。

　　目前中国有910万千瓦的核电，2000万千瓦在建，2020年中国将达到7000万千瓦。另外，中国政府有鼓励性政策，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上网电价也有优惠和补贴。目前中国在太阳能利用上排全球第一，风能排第四。

　　《21世纪》：胡锦涛主席的发言中没有提到2020年具体的减排目标，是否解释一下？

　　解振华：确实，在胡锦涛主席的发言中，只有定性指标，没有定量指标。

　　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强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单位能耗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目前中国2005年与1990年相比，单位能耗下降了47%，预计2010年与2005年相比，将再下降20％。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在2005年占到总能源的7.5％，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15％。

　　通过这两个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下，胡锦涛主席演讲中的“显著下降”大概会在什么比例。我们很快就会计算并公布准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很雄心勃勃的。

　　反对“碳关税”

　　《21世纪》：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是未来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目前的谈判中，这些方面有哪些实际进展？

　　解振华：到目前为止谈判很辛苦，这两个问题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首先，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要有资金支持，已经是一个共识了。这其中建立一个“(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是最显著的一个谈判成果，但“适应基金”的具体出资比例还要再谈。(编者注：该基金主要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等)

　　技术引进谈判则是非常艰苦的。到目前，也就是基本上达成了技术转让这个原则。但一些国家还提出了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的需求。

　　我们现在希望，对于技术转让、技术支持以及资金支持的要有制度安排，一个机制的建立才是最关键的。目前机制安排才提上大会日程表，还要继续谈判。

　　按照《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资金和技术这两项问题必须要解决。问题不解决，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减缓”还是“适应”性的种种项目，如果没有制度解决方案，就谈不好。

　　《21世纪》：你多提到的是技术转移，但能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享最新的科技研发？哥本哈根会议上，是否会建立这样的共享流程和机制？

　　解振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应该说，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确实是关键。如果没有技术创新，现在确定的任何目标都很难实现。而新的、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共同研发。

　　例如，现在CCS(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已经有一些联合研究院建立起来。另外，中美、中日、中欧之间的联合技术研发机构也在建立。这种联合研究，就可以解决技术与知识产权等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此外，针对传统技术，现有的气候友好技术应该实现转让。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问题呢，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如果还用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就将延续20－30年的改造时间。如果可以得到最新的技术就很关键——用最低的成本来减少最大的碳排放，这对全球都是有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达国家目前取得的发展，是以全球(环境、气候损失)为代价的，所以也需要拿出资金和技术来解决问题。

　　《21世纪》：你对美国及日本方案中均提到可能设置“碳税”，有何看法？

　　解振华：如果各国政府为了促进气候变化，促进碳市场和碳交易，实行“碳税”，那么这些是他们国内的政策，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行动。

　　但是如果是以此来实行“碳关税”，或者是实行边界调节税，那么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这跟全球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精神是违背的。我们对此是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