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每当中国的经济建设遇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便是大规模向世界学习的时刻。60年间，中国从不避讳自己的落后，四处学习，寻找适合中国道路的先进经验和解决之道。

　　60年来，哪些国家曾经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从他们那里到底学到了什么？下一个老师将是谁？经过中国消化改良过的经验能否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

　　回首往事，我们试图找寻答案。

　　建国之初工业起步：苏联

　　“你们能不能赶紧派一些苏联专家来，告诉我们怎样管理这些大城市。”1949年初，一向强硬的毛泽东突然感到了“心虚”，虽然他在军事上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对手了，他突然向在中国的苏联代表这样要求道。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结构当中，十分缺少经济管理干部。而国民党留下来的2万多名技术、管理人才，日本留下来的技术人才，由于在思想层面对中国及社会主义政权普遍抱有敌意，很难得到重用。

　　“毛主席是聪明人，他对国际上谁强谁弱十分清楚。我们后来从1944年的一些文件中看出，毛主席一开始是很想向美国学习的。”著名前苏联研究专家沈志华指出。

　　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朝鲜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禁运，中国在国际上处境十分孤立。“中国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先进国家，也就只有苏联。”沈志华分析道。

　　因此，走向苏联学习之路多少带有一些无奈的色彩。当时的中国没有机会学习其它国家的经验。

　　1949年刘少奇首先到莫斯科参观学习了几个月，考察苏联的管理体制设置，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设置，党政之间的关系，等等，回国之后就照葫芦画瓢。与此同时，中国派出了大量人员赴苏联学习，全面照搬苏联的经济、社会制度。

　　此外，在长达10年里，共有约2万名苏联专家应中国请求来到中国，不仅帮助中国建设工厂和桥梁，也帮助中国设计各种经济制度。苏联专家一时遍布中国的各个部门，简直可以说无所不包。整个中国工业体系及“一五”计划，都是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沈志华表示。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存在极大的弊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内部也出现了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从照搬苏联模式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段时期。

　　不过，沈志华表示，由于当时频繁发动群众运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在中国有效地建立起来，这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破坏，却极大地减小了此后改革开放的阻力。

　　1980年代国企改革：日本

　　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借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机会访问日本，探寻日本实现经济奇迹的经验。二战之后，日本只用了7年的时间，经济水平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用25年的时间，就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把同样在废墟上重建的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邓小平在日本谦逊地表示：“我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

　　邓小平访日之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

　　在邓小平的邀请下，松下幸之助到中国访问，享受了国宾级的待遇，成为首次访问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家，并对中国的国企管理层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在内的一大批中国优秀的企业家，都从松下幸之助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经验。而包括朱镕基、吴邦国等一大批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官员，都在向日本的学习中受益颇丰。

　　日本国企改革研究专家、吉林大学教授田中景教授表示，中国和日本同属“赶超型”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因此日本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曾在中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国企改革，向日本学习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田中景教授表示。

　　在1980年代，日本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浪潮，这对于正积极学习日本的中国来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股份制改革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田中景表示。19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股份制改革运动，债务分离、裁员、社会保障、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向日本学习的影子。

　　“当时中国流行的承包制、股份制、集团化等改革，都是从日本引进的，而全面质量管理等时髦的管理方式，也是参照日本的。”田中景说。

　　但到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逐渐破灭，开始了“失去的十年”，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步伐渐趋放缓。而此时冷战结束，中国有了更多的学习选择，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都先后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

　　本世纪初金融改革：美国

　　21世纪初，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从西方学者那边传来：从技术上来说，中国银行业已可以宣布破产了。

　　这并非妄言。由于长期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人为放贷，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包袱沉重。至2002年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高达2.2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6%，大大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金。与巨额坏账形成对比的是拨备的严重不足，以及风险观念的淡薄。

　　而中国已经加入WTO。协定倒逼，中国必须在2006年之前完成银行业的改革。

　　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国曾四处求医。在此过程中，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改革，一大批西方学者也参与到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设计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金融机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之一。

　　在2005-2006年间，中国政府引进了大量的战略投资者以协助银行业进行改革、海外上市。包括高盛、花旗集团、汇丰、TPG集团、淡马锡、安联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内的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先后持有了中国各大银行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股份。

　　以高盛为例。2005年，高盛曾担任交通银行H股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同年又入股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高盛担任了中国银行H股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

　　“应该说，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表现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这样总结，“外资到中国来参与改革，并不是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看到了中国的市场和机会，是以牟利为第一目的的。”

　　而在3年禁售期过后，入股的外资行纷纷大规模减持中国银行业的股份以获取现金，引发一波减持潮。《华尔街日报》说，大规模减持凸显出中外银行合伙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合作双方都有失望的地方。

　　然而，几年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资产质量显著改善，盈利能力增强，最重要的是树立了西方的市场化经营理念。

　　赵锡军表示，“原来中国的银行业更加强调国家的作用。现在逐渐强调以市场为主，银行不再只是政府的附属品。这个转变很重要。”

　　赵锡军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每一次的变化都参考了许多国家的做法，是具有强烈中国特点的过程。“中国不是把哪个国家的经验照搬过来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中国这样的。”赵锡军道。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雷曼、花旗等一些曾被中国视为偶像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或轰然倒下，或陷入巨亏境地，使中国的对外学习又站在一个新的节点。

　　未来，谁将成为中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