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现代化的历次征途，从洋务运动到共和之路，再到新中国建立60年的现代化功过，更待后人评说。在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1949之后，前30年与后30年更需分别对待，现代化之路未尽，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就很难谈及二次现代化或者现代性。

　　“二次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一次现代化完成基础上，当前来推有一定难度。”

　　进入现代化攻坚期

　　《中国经营报》：你谈到新中国成立后30年现代化进程缓慢，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中国总体上只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仅仅是从21%上升到30%，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上。

　　周天勇：第一次现代化量化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性指标，比如人均GDP，反映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结构性指标，比如非农产业化率；三是社会结构性指标；四是社会发展水平指标，比如大学普及率，社会保障综合覆盖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这表明了一个国家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治安状况、人民生活幸福等方面的社会进步程度。

　　总结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现代化进程只推进了9%，我觉得我们过去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也没有正确尊重某些规律，比如工业发展就有自身规律；第三是一味的模仿苏联，但是很多方式并不合适等等。

　　《中国经营报》：那么，从1978年到2008年，伴随改革，可以说现代化主要就是后30年完成。后30年现代化快速推进是否意味着对前面30年的校正？

　　周天勇：是的，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如果按照1%~33%、34%~66%、67%~100%将现代化分为前、中、后期，中国刚刚进入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后期阶段。除了校正过去30年的教训，后30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重视技术、知识进步，也赶上了知识经济的快车，这也与海外从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向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大背景有关，第一次现代化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次现代化典型特征是知识化和信息化。

　　《中国经营报》：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缺失也不少。最近几年财经界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也一直存在，比如许小年、秦晓就曾经强调不能以现代化代替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复杂性，你是怎么看的？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周天勇：从衡量现代化的因素来看，首先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当前中国GDP规模约占世界GDP总量的6%，但是人均收入对比就低了。

　　总结来看，我们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量很大，如果抛开这些去谈其他就有些片面。二次现代化对于我们科技上的赶超相当重要，民主、法治、道德、诚信等因素很重要，但是必须建立在一次现代化完成基础上，当前来推有一定难度。

　　“中国没有公屋这样的设施，所以当前最大问题就是居住成本太高了。”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居住成本高

　　《中国经营报》：谈到城市化，现在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土地是个症结，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人号召放开户籍制度，你觉得中国城市化的出路在哪里？

　　周天勇：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土地私有化没有可操作性，阻力太大；户籍制度我觉得也没那么重要，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大城市也能够有暂住证，同时很多大学生在大城市也没有户口，对于他们来说，迁移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居住成本问题，中国没有公屋这样的设施，所以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居住成本太高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关于廉租房等呼声也很高，同时政府历次调控房价却继续走高，你对此也保持过关注，那么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人口太多，政府提供不起，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是改革土地招投标制度、土地财政、加大土地供应量、开征房产税等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降低房价。当前制度就是把房价弄高的制度，政府一拍卖，地价都一万多元每平米，政府也都希望多收点钱；同时，房产税也不开征，导致投机需求居高不下，不改没办法。

　　“必须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建立现代性的中国社会。”

　　避免第一次现代化断腿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下一步现代化重点是什么？

　　周天勇：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今后首先还是要继续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其次要避免第一次现代化断腿，也就是在第一次现代化的后期继续推进未完善的工作，比如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转移、改革教育、健全社会保障网的水平；第三，必须推进第二次现代化，比如知识经济、科技进步、网络信息等；第四，现代化还包括制度文化方面的现代化，民主法治等方面需要推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来建立现代性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