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乏瑕疵，但上周末刚刚结束的G20匹兹堡峰会还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成功接过伦敦峰会的接力棒，在多个领域勾画出相比于此前原则性共识更为具体的前进蓝图，更迈出了G20峰会机制化的第一步。

　　本次峰会正式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峰会也将因此机制化，自2011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尽管这一消息在9月24日已有泄露，但最终公报还是震动西方媒体。“G20取代G8”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等多家欧美媒体处理成重要新闻，而一向对全球化持排斥态度并常给各种峰会泼冷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居然也对此表示赞同，称要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就不可能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重要角色排除在外。

　　不过，在充分肯定峰会成果的同时，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钱立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了他对有关共识实施难度的担忧。他认为，除去各国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在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大表决心，本次峰会公报真正的看点仍然集中在经济金融领域，即未来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监管的时间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目标以及反对贸易保护等方面。

　　尽管早在本月初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各国即已统一了关于刺激经济与规划退出的立场，但峰会公报在此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有些让人意外：一方面是不惜篇幅强调要维持刺激，另一方面则在“退出”表述上惜墨如金。

　　公报指出，尽管世界经济已出现复苏征兆，但趋势并不牢固，失业率高、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等仍是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各国承诺在长期复苏得到确保之前，继续保持现有的强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特别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足够的支持。公报强调将努力避免“过早”取消经济刺激措施，与此同时，各国将准备各自的退出战略，在时机来临的时候以合作和协调的方式退出。

　　钱立伟认为，各国领导人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出现“W”型复苏，同时安抚市场并提振信心。“一旦全球经济出现二次衰退，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上都是通不过的。”他说。换句话说，如果因为过早退出而带来二次衰退，则寻求新的经济刺激所需要付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各国需要将现有刺激政策做足做好。

　　另外在公报着意淡化的“退出”部分，人们也看到了其对退出差异性的认可。首先是时间有先后，各国依据各自复苏的实际情况决定复苏时点；其次是力度有不同，即各国在衡量不同政策措施时采取的方法和顺序可以存在差异，比如美联储在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方面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自动收紧政策。钱立伟认为，上述差异性决定了未来不可能出现全球一致的退出步伐，各国自说自话的局面很难避免。

　　金融监管方面，公报重点强调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评级公司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免受无序市场行为损害并就此建立统一的国际标准，强化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银行业资本金要求并限制鼓励冒险行为的高管薪酬。各国领导人还就此拟订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包括在2012年底以前要求所有标准化场外衍生品要进入交易所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交易，并进行集中清算；在2010年底以前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一套一致的、巩固的、高标准的规章制度；在2011年6月以前国际会计机构在保证各自独立标准制定体系的前提下统一国际会计标准，以及在2010年以前制定并在2012年底以前实施有关提高银行资本数量与质量并降低杠杆行为的国际标准。

　　在高管薪酬方面，公报没有设定具体的薪酬标准，也没有划定时间表，只是提出六点原则，分别是：避免实施多年固定薪酬；提高可变薪酬的可延付比例；确保可能影响企业冒险行为的高管及员工应获得与风险和业绩相挂钩的薪酬；加强薪酬体制的披露；在可能影响企业资本基础的情况下限制可变薪酬数额以及确保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

　　从公报确定的密集时间表来看，加强金融监管已经成为各国共识并很有可能在本轮危机之后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钱立伟认为，欧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化解，这也为加强监管的实际执行力打了一个问号。对于以金融立国的英美来说，加强金融监管对其经济实力无疑是一个削弱；而相对较少依赖金融业的欧洲大陆国家则更有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的动力。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事实就是，在此前欧美分歧突出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高管薪酬问题上，公报都只是作了原则性声明。

　　除上述几个方面，对于各国关注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在会议成果文件中谈得不够。文件虽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但却缺乏具体落实细节，这也是此次峰会的一大缺憾。有外媒评论称，匹兹堡峰会不仅没有减轻人们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反而使这一阴云更加浓密。钱立伟认为，当前欧美普遍存在的无就业增长是各国内部贸易保护压力骤增的主要原因。因为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即使业绩好转也不能减弱企业主的裁员意愿，寻求贸易保护就成为产业工人施压政府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