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催生梦想，梦想改变命运，60年深圳百姓的收入细节，折射出共和国的发展史，折射出从县城宝安到都市深圳的变革史，折射出深圳奇迹般的成长史。

　　1949年：深圳居民“最有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圳镇、宝安县的居民，平均收入在全国居最高水平。1951年2月15日封锁边境前，深港两地居民自由出入，即使最底层凭力气吃饭的农民，晚上挑上一担米，跨过深圳河到香港、九龙贩卖，就可赚到几十元港币，所以当时有“朝营白米渡河界，晚鱼烟酒坐茶楼”的说法。

　　1949年中共宝安地下党收集的36家商会的情报，其中既有“金银业商会”，也有“烧腊业商会”，宝安与深圳当年商业的发达可见一斑。

　　1949年的深圳，地处广九铁路重要的停靠站，群商云集，财源广进，以东门和蔡屋围为中心的商业区居住着来自22个省96个县的4万多人口，有旅店46家，大小饮食业80多户，运输行业最高为106户，小商贩1000余户，甚至有数家赌场和妓院。

　　新中国成立头两年里，宝安、深圳的市面上同时流通着5种以上的货币：人民币(旧币)、中共南方局发行的“南方券”、港币、银元等一律通用。除去各种货币之外，大米也算得上是硬通货，当时宝安的国家干部职工领取以大米为结算单位的工资，政府评定每个干部职工的收入应为多少大米，按当时大米折价发给人民币，另加边防津贴百分之十五。当年南头中学(原名宝安一中)一个教师的工资是每人每月350斤大米。

　　上世纪50年代：一下变成“全国最穷”

　　1950年代，深港两地封锁边境，深圳实施“政治边防，军事边防”，用各种手段强制向内地遣返人口，到1957年，深圳镇只剩下11000人，期间加上“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商业一蹶不振，深圳人的收入跌入全国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内蒙古的牧民。

　　1958年末展开“人民公社优越性”辩论时，《宝安日报》登载了沙头角李干娇一家1956年的收入，6口人在高级社分到稻谷“1830斤”，折米“1230斤”，每餐全家吃“1斤4两”米，“7斤”红薯，全年全家做了2套新衣服。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沙井、松岗成为超美公社；南头、西乡成为超英公社；罗湖、上步、沙头角成为南天门公社。所有村民的私人物品包括金银首饰、锅碗瓢勺等统统上交集体。社员吃集体食堂，实行供给制。但集体食堂很快关闭。宝安百姓进入最艰难的岁月，对许多人来说，收入和财富已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能吃饱肚子，已成为生存的第一目的。《万丰村志》记载：1960年，万丰村民大人每天配给二两米粥，小孩每天配给一两米粥。

　　1960～1970：历史最低与历史最高

　　1964年，宝安农民年收入创历史最低——56元。平均每人月收入不足5元。那一年的《皇岗运动调查》报告中记载：皇岗村收入最高的是村里的三个汽车司机，每人每月平均工资109元。高收入的司机一个娶的是广州妹，一个娶的是上海妹，妻子不用出勤，只在家完成“三大任务”：杀鸡、做饭、服侍丈夫。三个人都被当做反面典型受到批评与处理。

　　1974年，宝安县农民收入创历史最高：全年人均146元。那一年，宝安县政府干部职工工资最高为15级，每月工资127.5元，最低为29级，每月工资26元。

　　与内地百姓不同的是，当年宝安相当一部分百姓的收入会有来自海外的资助，大批逃港的人把在境外辛劳挣来的钱寄回家，两地悬殊的收入与物价水平可以迅速改变内地亲人的生活，当年深圳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就是说在内地干一年的收入都比不上花8分钱邮票向香港亲戚要来的一笔汇款。

　　根据收入，当年宝安姑娘的择偶标准是：一侨(海外华侨)；二港(港澳同胞)；三渔(港澳流动渔民)；四居民(老镇的原住居民，有较多的港澳关系)；五军(解放军军官)；六工(工人)；七干(干部)；八：农(农民)。

　　1978年7月，《关于恢复宝安县边防津贴的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深圳两户人家的收入与开支：

　　深圳副食公司单身职工姚栋坚每月工资43元。每月开支：伙食费20元零3角，衣服3元零1分，生活用品2元7角7分，抽烟、房租、水电费9元2角8分，其他杂用5元3角1分，每月可结余2元7角1分。

　　农机一厂的谬真和妻子吕丽娟都是三级工，两个人每个月的工资总共98.5元，全家5口人，每个月要用21.17元买定量供应的137斤粮食，用1.49元买供应给全家的1.6斤生油，还要用1.84元买80斤木柴，1.72元买80斤煤。1978年的深圳，居民各种配给票证有46种。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需要人民币加相关票证才可限量购买。1979年，谬真一家5口每月可凭猪肉票买6.80元的肉，凭豆付票买0.64元的豆腐，住在滨海小镇里的谬真，每月全家可凭鱼票买3.20元的鱼，可凭海味票买0.70元的海鲜。

　　 上世纪80年代：“人人身上三种钱”

　　1979年5月，广东省委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1200字的文件对未来的特区有12条设想，其中第8条设计了特区的工资标准：“低于香港，高于内地，技术工人包括基本工资、奖金和福利，每人每月最高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80元。”

　　1978年12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上屋线圈厂开始按照计件向工人支付工资，第一批洗脚上田的本地女工工作一天，可以领到9元的薪水，每个月能拿到150元左右，这相当于上屋村村民原来一年的收入。

　　那一年，深圳本土居民在民谣中唱道：

　　“如今群众唔同先，

　　人人身上三种钱；

　　人民币来外汇券，

　　还有港币千打千。”

　　1982年6月，香港人陈惠娟投资50万元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外币购物商场——蛇口购物中心，5天收回投资，当年获利1000多万元。年底，按照香港人的习惯，陈惠娟女士给每个员工发了年终奖金，员工最高拿到1000多元，这相当于当时蛇口工业区中层管理干部一年的收入。这一举动引来了“用金钱拉拢腐蚀员工”的议论，有的员工为了表明清白，把陈惠娟发放的奖金上交给工业区的管理部门。

　　1984年1月25日，渔民村的吴柏森在自己家中给邓小平介绍：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凑在父亲耳边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东湖宾馆是上世纪80年代深圳最早的合资宾馆之一，香港嘉年有限公司出资金，深圳市出土地。当时市政府派驻的中方总经理汤年月薪100多元，港方经理的月薪是8000港币，港方部门经理的月薪是6000港币，按当时的汇率算，相差30倍。

　　1984年建设国贸大厦搬运水泥沙石的工人每天工资2元5角钱。同一年，笋岗北站由澄海人组成的搬运队从火车皮上将近一吨重的柳州棺木搬上香港大货车，每副棺木的搬运费是9角2分钱。扣除搬运公司的管理费，每个搬运工人可得9分钱。

　　蛇口凯达玩具厂的第一代“打工妹”翁纯贤1988年11月份的工资条记载：日工资7.8元，加班工资281.78元，总工资700.2元。因为工资高，“凯达妹”是邻厂男工追求的对象。“有本事就娶个凯达妹”是流传在蛇口众多男工中的口头禅。

　　1984年5月24日调来深圳，在深圳特区报社工作的田诒忠在日记里记录他1984年的收入：

　　“6月2日。今天第一次在特区领工资，心情很激动。本月工资178.5元，其中行政19级工资86.5元，物价补贴2元，边防物差补贴20元，边防生活补贴70元。

　　11月19日。特区工资改革已经过一段落。我被提为县副科级(即现在的副主任科员)。基本工资75元，职务工资145元，19年的工龄工资19元，合计239元。

　　12月4日。特区经济政策好。今天领到了12月份的双工资，共469.18元。这是大半生以来所领到的最高的工资。钱在手，更觉身上担子重。”

　　2000年：来深建设者一年汇款超100亿元

　　2004年西门子公司的分析报告指出：华为的研发人员人均工资2.5万美元／年，欧洲同行是12万～15万美元／年。西门子在欧洲的研发人员年均工作1300～1400小时，而中国深圳华为公司研发人员年均工作2750小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它(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到2000年，深圳登记在册的出租小汽车8505辆，其中近4000多辆由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驾驶，近1万个从事出租车行业的攸县人每年总收入超过5亿元，是家乡全县全年财政收入的2倍。

　　深圳邮电部门统计，2000年深圳来深建设者给家乡的汇款总计超过100亿元。

　　据平安保险A股2006年年报：董事长马明哲2006年的税后总薪酬以及花红收入为1338万元人民币。只有初中学历的马明哲1983年调到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曾担任袁庚的司机并兼任车队队长。1988年参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1994年起，马明哲担任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年报显示：平安全年收入为817.12亿元，净利润59.86亿元。

　　自2005年5月后，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由美国人纽曼(FrankN.Newman)担任。据2007年深圳发展银行年报披露：纽曼2007年税前收入为2285万元，而1988年发展银行开办时，所筹集到的全部费用为792万元。(南兆旭，1989年11月来深。1999年起经商之余开始研究深圳近代史。出版专著《深圳记忆1949-2009》，《解密深圳档案》。撰稿并参与摄制的纪录片《深圳民间记忆》获全国大奖。) (来源：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