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澳大利亚央行于20国集团中率先加息，使市场上关于全球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开始流行。随着通缩势头的全面消退，对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质疑声似乎也越来越大，各国央行先后收紧流动性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

　　在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史蒂文斯看来，来自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已成为考量该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3.25％之后，史蒂文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加息得益于银行体系相对强健、迅速实施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澳大利亚经济将可以避免陷入衰退，而澳央行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

　　对任何一个经济大国的央行来说，直接把与某国的贸易行为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依据是较为罕见的，中国需求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中国内地自2008年起已成为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从上半年国内银行的信贷数据看，钢铁、有色、煤炭、石油、基建等均是信贷投放的重点行业，与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契合度极高。而今年中澳间数项百亿美元大单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位。

　　从石油到铁矿石，从高级汽车到大型客机，中国需求正成为全球经济所依赖的最重要因素。在此前举行的G20峰会上，部分西方政客甚至大声呼吁，要以中国消费需求替代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的美国消费。那么，中国需求究竟来自何方？在笔者看来，中国央行所坚持执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商业银行系统所保持的充裕流动性，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中国需求的重要因素。

　　经典的货币主义理论认为，一个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以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这一理论被称为蒙代尔“三元悖论”。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能完全用于本国GDP的增长，而是将不可避免地拉动其他国家的出口和就业。”——笔者曾在本报6月18的《警惕蒙代尔三角形的逆向效应》中提出了上述观点。从6日澳洲央行的声明来看，澳大利亚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最受惠的”其他国家”。

　　在笔者看来，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来源于虚拟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其效果通过汇率工具进一步放大。2001-2003年间格林斯潘史无前例地13次降息以及美国银行业创新使用次级抵押债券，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额流动性，也是当时中国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正是为了控制出口创汇所形成的流动性泛滥，中国央行此后多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在市场上形成了利率与CPI挂钩、存款准备金率与外贸顺差挂钩的共识。时过境迁，如今来自中国的流动性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以至于澳洲央行为了消化输入流动性，逐渐开始收紧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