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至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年会按照计划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本届年会还预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辅会——IMF第一次对话全球“批评者”，进行正面交锋。

　　10月1日，20余名IMF民间批评人士按照计划会奔赴土耳其，与IMF执行总裁卡恩会面，为IMF治理改革建言。

　　“IMF主动倾听我们的声音，这是IMF治理改革的一大进步。”美国NGO组织全球金融新规则集团（New Rules For Global Finance）执行总裁格里斯格拉伯（Jo Marie Griesgraber）告诉本报记者。

　　全球金融新规则集团是IMF此次指定的民间组织建言协调人，格里斯格拉伯预计IMF会给此次会面安排1-2小时的时间。

　　随着IMF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得到20国领导人支持，承诺转移至少5%份额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转让细节有望在伊斯坦布尔年会上达成。

　　吸收这些为发展中国家说话的民间组织力量、扩大发展中国家成员话语权，这一系列追求公平原则的行动是否意味着：法国社会党人卡恩领导的IMF在政治上正在向左转？

　　“第四支柱”建言治理改革

　　世界上有超过100家批评IMF治理的民间组织，它们存在20年来致力于争取IMF治理合理化，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贷款条件和平等的发言权。全球金融新规则集团、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

　　这些民间团体一般由IMF和世界银行前员工、经济学家、律师组成，他们活跃于华盛顿、伦敦、东南亚各地，为国际金融机构治理合理化而奔走。

　　全球金融新规则集团是IMF此次指定的民间组织建言协调人。2008年9月，格里斯格拉伯收到IMF执行总裁卡恩的来信，邀请她领导IMF的民间批评人士联合为IMF治理改革建言。

　　邀请民间组织参与治理改革设计是卡恩的创举。他将民间组织建言的机制取名为“第四根支柱”，欧美通常将媒体视作社会第四根支柱，卡恩的这一命名明显有效仿之意。

　　“建立第四支柱，是执行董事强调IMF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穷国家重视的表现。我们需要他们的投入。”IMF对外关系总监莫雷（William Murray）说。

　　“第四支柱”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引起全世界主张南北经济平等的民间组织极大兴趣。该组织在网络社区上成立“第四支柱论坛”供各国民间人士交流信息。目前已经有197人在此网络社区注册，他们分别来自拉美、非洲、美国、英国、东南亚等地。

　　今年9月，一份代表民间组织声音的《IMF治理改革建议》出炉。它汇集了全球金融新规则集团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多家民间组织6场视频会议的成果，并由牛津大学教授隆巴蒂（Domenico Lombardi）执笔写就。

　　民间组织的首要主张是改革执行董事会权力结构。目前的24席董事会事实是由8个代表单一国家的董事和16个代表177个国家的董事组成。“代表多国的董事很难与自己的选民有效合作，而这些选民包括最贫穷国家。” 格里斯格拉伯解释道。

　　该报告还主张对执行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工作效果进行评估。

　　9月8日，第四支柱的代表与IMF执行总裁卡恩在华盛顿举行会晤。10月1日，双方还打算在土耳其继续讨论。

　　“虽然现在看不出基金会采纳多少我们的意见，但它能够倾听就是好事。”9月29日，格里斯格拉伯在踏上去伊斯坦布尔的班机前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

　　IMF路线左转

　　邀请民间组织建言，反映了IMF的民主化改革倾向。

　　IMF现有的治理机制不够民主。比如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话语权太小。IMF有186个成员国，日常行事主要依靠执行董事会完成。这个董事会有24个席位，交由24个国家的财长把持。这其中，除了8个席位单独代表8个大国之外，其他16个席位笼统代表了177个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难以参与决策。比如伊朗在董事会有半个席位，然而这半个席位在法律上却还要代表巴基斯坦的利益。

　　又比如美国单独拥有一票否决权。在基金内部，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支持才能通过。而美国拥有超过17%的投票权，事实上有了一票否决权。它是基金里唯一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这一点颇受批评人士诟病。

　　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韦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就尖锐地指出：“世界银行和IMF是世界上有经济政策执行力的国际机构中，规则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机构。”

　　此前，IMF内部已经有三个研究小组分别提交过治理改革建议，它们分别是独立评估办公室、执行董事会成员组和杰出人士组（由南非财长领导）。

　　但三个组织由于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相互冲突。据了解，独立小组提出的某些意见曾遭到执行董事会反驳，理由是：“这是董事会的事情。”

　　引入“第四支柱”是IMF走向民主化的表现之一。除此之外，IMF提高发展中国家份额的努力和放宽借款附加条件的做法，也显示出IMF在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份额改革是IMF治理改革的核心。目前各成员国的份额大小由经济体大小和开放程度决定。一国在IMF拥有的票数是根据份额大小折算而出。因此份额越大的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就越大。

　　目前的问题是新兴国家份额不符合其经济实力，而欧洲小国份额则过高。如何将欧洲小国的份额适当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份额改革的焦点。

　　2008年以来，IMF在这方面取得两次重大进展。一次是2008年4月通过决议，转移2.7%份额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次则是今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上，承诺再次转移5%份额。

　　向左迈出第一步？

　　只是现在要做出IMF政治路线左转的判断似乎为时过早，因为所有的措施尚未产生明显效果。

　　“第四支柱”能在治理改革上发挥多大作用？格里斯格拉伯对此并没有把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纳我们的意见。”而提高发展中国家5%份额的决策目前仍未落实。

　　2008年4月达成的份额转让因为一些成员国拖延，至今尚未生效。目前，该协议仍有待约37个国家的政府批准，其中包括约10个G20成员国。这个情况有望很快结束，因为G20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们承诺会尽快批准这项改革。

　　G20匹兹堡峰会上达成的5%转让承诺，若要实现，也会是一场硬碰硬的政治较量。博弈的关键在于，由哪些国家出让份额？哪些国家得以受让份额？按照G20峰会《联合声明》的描述，这次转让将以现有的份额计算方程式为基础来进行。该方程式对那些富裕的小国更有利。

　　“现有的方程式继续给欧洲和美国很多份额，而没有给低收入国家什么份额。”格里斯格拉伯说。

　　这并非意味着5%的转让难以实现。卡恩自己也承认，最终实现这一轮改革“不会依靠单纯算术，会有很多政治较量在其中”。

　　知道份额改革完成以前，人们对IMF左转的想法只能是一个愿望。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主义者”卡恩的领导下，民间批评声音正在被引入治理改革设计，而份额过多的国家也迟早会交出一些权力。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应有话语权的道路还很长，而IMF内部话语权的平衡，只是南北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话语权平衡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