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赣州依旧炎热无比。一条尘土飞扬的小公路旁，简陋的院子里，几名工人正忙着将一些装满乳白色膏状物的瓦罐放入砖头垒砌成的高炉。这个叫做“诚信有色金属厂”的小作坊，是位于江西赣州市赣县的一家小型稀土冶炼厂。

　　“什么规划？我不晓得，反正稀土价格一下降我这里的利润就要跟着降。”当记者询问是否知晓国家即将出台一个稀土产业规划时，该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理回答说。

　　江西赣州，这个保留有完整宋代古城墙的历史名城，还有一个称号叫做“稀土王国”。那里是仅次于包头的世界第二大稀土矿资源集中地，拥有全国30%以上的离子型稀土矿储备。

　　靠山吃山，稀土资源的丰富和开采工艺的简单，曾经给不少赣州人带来了巨大利益。但龙南稀土工业公司总经理李竹兴现在有点焦虑。去年年底开始，当地政府限停了16座稀土矿山的开采，再加上持续低迷的价格，该公司加工板块只能半负荷生产。李竹兴不清楚，到年底这些先前储备的原矿使用完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才好。最近又有消息传来说，国家出台的稀土产业规划将正式明确禁止镝、铽等几种稀土重金属的出口，而这些恰是龙南这个赣闽交界处的“客家围屋之乡”所特有的资源。

　　这些有些焦虑的地方稀土企业负责人也许并不知道，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审议通过的未来6年稀土产业专项发展规划，在国际上激发出的是更强烈的紧张情绪。一时间，“中国正欲建立一个‘稀土欧佩克’”的说法充斥境外媒体。今年5月，一位名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学者撰文说：假设萨达姆·侯赛因在1991年击败了多国部队，并控制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储量，那么他甚至可以让整个西方回到蒸汽时代——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但中国对稀土矿物的控制确实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外国妄下的结论让人心惊，事实上中国真的想控制稀土又能实现控制吗？

　　“中国根本不可能垄断全球的稀土市场，事实上我们连停产保价都很难做到。”亲历中国稀土业十几年无序发展的赣州市经贸委副主任何昌洪对《商务周刊》说。

　　最弱的人在定价

　　“我们停产了，他们还可以去附近的广东、福建等省购买。”赣州市稀土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喻一奇无奈地向《商务周刊》表示。去年面对持续走低的稀土价格及过剩的产能，他们协会曾经号召全市稀土矿山从6月１日起停产一个月，市内16家稀土分离厂减产50%，此举得到了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稀土行业协会的积极响应，但停产保价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曾经这样傲气地说。中国稀土资源的确十分丰富，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严纯华教授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稀土占全球80%多的比重，后来随着世界其他国家一些稀土矿的不断发现，中国所占比重在下降，但仍能占到全球已探知储量的一半左右。”

　　何昌洪则告诉《商务周刊》，我国的稀土资源丰富，但分布过于分散，全国2/3以上的省市已发现上千处稀土矿床、矿点和矿化产地，仅稀土大省就有内蒙古、江西、四川、山东、福建、广东等，且这些稀土矿产的原生地大都在贫困地区。出于发展当地经济的需要，拥有稀土矿产的地区纷纷加大了矿产开发力度。他说：“‘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油水快流’，这是此前各地发展稀土的一句形象写照。”

　　享有“稀土之父”美誉的中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徐光宪院士在“2009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发展论坛”上致辞时也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单一高纯稀土产量已占据全球90%的份额。然而，由于科技界、企业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造成本来只在上海、包头、珠江三个国有大厂推广的工艺技术，迅速扩展到地方和私营企业，生产能力达到12万—15万吨，大于全球需求10万吨。最终造成供过于求，使我国稀土行业面临艰难状态。”

　　据统计，目前全国从事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的企业有169家，其中中小型企业居多，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几百吨甚至几十吨。赣州市稀土矿业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姚渝州认为，正是稀土采矿技术的低门槛造成矿藏滥采滥开的现象十分严重，且一直难以遏制，“几个人一起先把地表的树砍了，一天挖几吨矿石，再买个萃取槽，加点萃取剂，就可以提炼了”。

　　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小卫向《商务周刊》介绍，去年全球稀土总需求量在13万吨左右（以氧化物计），预计未来几年将以10%—15%的速度增加。而我国现在的产能已将近20万吨，这意味着国内现有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已经超出市场需求近1倍。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产品严重供过于求，企业急于寻找销路，不得不相互压价。“稀土市场上往往是最弱的那个人在定价。”严纯华说。

　　早在1998年，我国就已对稀土产品出口实施配额管理制，同时还实施“禁止、鼓励和限制”三个区别对待的原则。禁止类针对的是稀土原材料，如矿产品、混合氯化稀土、混合碳酸稀土等原材料级产品，不允许出口；限制类如氧化物和金属，实行出口配额管理；鼓励类是下游稀土产品，如磁性材料、荧光粉等高附加值产品。

　　但是，随着全球对稀土的需求日益扩大，以及国家不断减少出口入册企业数目和出口配额，部分获得配额较多的企业为牟利而开始出现违规倒卖配额等问题。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大规模在我国钨矿、锑矿、稀土矿资源区投资设厂。目前仅内蒙古就有近10家外资稀土加工企业。他们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稀有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成功规避了我国的出口配额限制。

　　2006年后，中国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并自2007年起，稀土生产计划由国家指导性改为国家指令性。这一消息公布后，2006年稀土价格上升了1—3倍，2007年也一直维持相对高位。但总体来说，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出口的平均价格却降低到当初价格的六成左右。

　　何昌洪认为，稀土市场会受正常的市场规律影响，价格上涨的时候肯定都一窝蜂上，产能过大价格肯定就往下跌，“但稀土价格的走低远不止产能过剩这么简单”。

　　“外资企业得了便宜还卖乖。”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王淑玲研究员向《商务周刊》表示，国外低价进口我国的大量稀土，反过来中国又因出口价格低经常受到反倾销调查，“将我们的军”。

　　根据工信部制订完成的《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未来6年，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总量将控制在3.5万吨/年以内。初级材料仍被禁止出口，而且还将进一步进行细分管理，严禁出口镝、铽、铥、镥、钇等金属。更为重要的是，规划明确了工信部为中国稀土产业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其他相关部门则在工信部的统筹协调下开展行业管理工作。

　　实际上，相关人士对于保护稀土战略资源的呼声早已不绝于耳。几年前就有专家进言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制度；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上，均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对稀土资源进行战略收储。

　　地方政府也在尝试进行收储。据何昌洪向《商务周刊》介绍，今年1月份赣州市政府牵头筹资约18亿元，在全市启动钨、稀土产品收储计划，储备钨精矿及钨加工产品1万吨和稀土原矿及各类稀土分离产品1万吨，储备期限暂定从2009年1月起至2009年12月止。

　　“总体来说，国家对于稀土管理的政策一直在不断完善，但是一定要加强落实，并且真正地做到各地方统一。”从1990年代就开始主管赣州稀土工业发展的何昌洪，对于这些年来稀土管理的混乱十分痛心，“监管一定要落实，不能造成老实人吃亏的劣币驱逐良币局面。”

　　稀土界的“中石油”难产

　　既然这么混乱，整合成几家大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那样不就OK了吗？

　　2002年，原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外经贸部五部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组建全国性稀土企业集团的请示》并获得通过，筹划组建北方和南方两大稀土集团，以包头和江西为中心整合国内的稀土资源。当年10月30日，北方稀土集团在包头市召开成立大会，计划于2003年5月挂牌。由中铝公司组建的南方稀土集团，首批有13家企业入围，包括1家矿山企业，11家分离冶炼企业，1家加工企业，中铝公司和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今五矿集团）以现金方式战略投资。然而，最终北方稀土集团没能如期挂牌，南方稀土集团在等待审批中被叫暂停，南北稀土集团“两分天下”的梦想破灭。

　　何昌洪认为，南北稀土集团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稀土矿所在地是贫困地区，开发稀土矿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包头和赣州这两个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推动产业整合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2004年底，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对全市稀土资源开采实施总量控制和矿山统一管理。2007年8月30日，稀土高科公司更名为包钢稀土公司，并于当年12月19日与包钢集团签约，以2.68亿元的代价购得包钢集团的稀土企业国有产权，开始从源头控制稀土资源，并且逐渐收编区内的多个稀土企业。2008年12月10日，由包钢稀土公司、内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稀土高新区国有独资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及其他发起人共同组建的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个八方共同出资7亿元的联盟公司，意在通过统一组织安排生产、统一收购、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的全新运作模式，掌控稀土产业“话语权”。

　　但这种区域内整合也不顺利。“最初我们对一些违规开采的企业处罚，他们反倒到省里告我们。”何昌洪告诉《商务周刊》，收归矿权最初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作依据，直到2004年11月江西省十届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江西省保护性开采的特地矿种管理条例》，“我们才有了底气”。

　　这也正是中国稀土整合难题的症结所在。稀土产业的主管部门先是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再到国家计委和发改委稀土办公室，又到现在的工信部原材料司，此外，矿山和出口分归国土资源部、商务部和海关等部门。“没有一个统一而协调的管理，让下面怎么去执行？”何昌洪为此多次向上面提意见。

　　工信部即将出台的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稀土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扶持大型企业，以提升产业水平。为此，未来6年，除了将不再批准新的稀土矿采矿权和严格对新建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的审批标准外，对于已有的稀土企业，将着重从技术装备水平、环境保护情况和管理水平等三方面入手实行淘汰。规划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淘汰目标，由100余家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减为20家左右。

　　巨头们的整合已经开始。2008年，江西铜业出资4.3061亿元取得四川冕宁县牦牛坪稀土矿的采矿权；五矿集团则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和定南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拟在5年内投资20亿元，力争在赣州建设全球最大的稀土企业集团，并实现上市。

　　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自身没有太多稀土资源的甘肃稀土集团公司已陷入困境，正在接受来自包钢稀土的战略重组；因开采成本较之其他地区高很多，山东微山湖稀土有限公司从2008年12月停产，目前也正着手与中国稀土控股有限公司、包钢稀土等国内多家企业商谈合资合作。

　　在上一轮稀土整合中没能成功的中铝也卷土重来。2007年7月中国稀土开发公司被无偿划转到中铝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稀有稀土公司，中铝还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签订了“十一五”（2006—2010）科技研发合作协议，将在矿物加工、稀有稀土金属、加工材、有色金属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2009年初，中国稀有稀土公司提交了稀有稀土产业发展规划，中铝公司进军稀土计划正逐步启动。

　　2008年8月1日，中色股份与江苏卓群纳米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盛昌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以及新丰县丰源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中色南方稀土出资人协议。根据协议，四方共同出资设立“中色南方稀土”公司，预计总投资为4.73亿元，建设7000吨/年的稀土分离项目。中色南方稀土公司项目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境内，靠近稀土矿源产地。

　　2009年1月，广晟有色作为广东省唯一合法的稀土采矿人，借壳“ST聚酯”（2月6日更名为“ST有色”）上市，14家下属企业进入重组序列，包括5家钨矿企业、8家稀土矿开采、冶炼、加工企业和1家销售企业。整合之后的广晟有色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与梅州、河源、赣州、韶关等地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还与秘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矿业公司签订合作意向，积极同蒙古、印尼等国洽谈合作事宜。

　　与这些“巨头”不同，大量中小企业正陷入困境。2009年全年国土资源部下达的稀土产量总指标只有82320吨，包钢稀土、五矿稀土等行业龙头通过整合，年产能就达到了近9万吨。大企业都不够分。而国内稀土行业中80%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其中又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属于私营或民营资本。“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也想归并到我们这里，但是说的多谈成的还少。”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兴龙对《商务周刊》说。

　　尽管整合已成大势所趋，但与钢铁业整合一样，利益纠葛仍然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稀土界人士说：“江西铜业有外资成分，而赣州的中重型稀土在军事上又很重要，所以江铜没能整合江西自身的资源，现在它去整合四川的稀土，必然也会与地方利益产生冲突。”

　　稀土不稀

　　事实上，针对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西方国家早已开始寻找对策。有消息称，美国莫利矿业公司（MolycorpMinerals）准备开采已经停采10多年的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稀土矿，加拿大阿弗龙（Avalon）稀有金属公司正试图在加拿大西北部开发新矿，澳大利亚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Arafura）资源有限公司也准备继续开发稀土矿藏。

　　何昌洪认为，此前中国的稀土开采并没有太多考虑环保成本，价格很低，不管是被迫还是顺水推舟，国外大批稀土矿山及冶炼分离厂关停。一旦价格可以支撑国外矿山的开采成本和利润，就会促使很多国外矿山恢复生产，同时也会刺激其他中亚新兴国家大量开发稀土资源。

　　据《日经产业新闻》报道，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为了加大向混合动力车和其他环保型汽车供应稀土金属，将在今年年底之前与哈萨克斯坦国有的核能公司Kazatomprom成立合资企业，到2010年的稀土金属年产量预计将达3000吨。丰田汽车公司旗下的丰田通商株式会社（ToyotaTsusho）也计划未来5年投资400亿日元（约合4.17亿美元）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稀土）供应商。此外，日本已确定向出产稀有金属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改善矿山周边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以支持日本企业参与稀有金属的开发。

　　黄小卫也透露，日本等发达国家一直在不断开发新技术，进行稀土的回收利用和国外稀土资源的开发，并研究寻找稀土替代物，以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她认为，对于稀缺的重稀土化合物进行储备具有战略意义，但应重点限制开采我国南方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开采总量，对于高丰度、大量过剩的轻稀土资源如铈、镧等进行战略储备则没有太大必要。

　　在此背景下，要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的资源优势，关键还是提高国家的稀土应用水平。工信部的规划提出，至2015年，中国稀土应用材料的生产量将达到13.8万吨，其中9.2万吨为高端稀土应用材料，我国的稀土发光材料、贮氢材料、永磁材料产量要占全球70%。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规划甚至明确要求稀土加工企业每年至少要把销售收入的1%用于科技研发；到2015年，我国稀土加工应用专利数量要增加50%，相关产业标准数量也要增加50%。内蒙古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因此认为，尽管大企业可能会在新一轮整合中受益，但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在稀土应用上求得生存。

　　横店东磁集团下属的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利用赣州市稀土资源，进行稀土材料及应用产品的产业链建设，并拟将旗下节能电机、稀土产业的优质资产和业务转移赣州组建股份公司，力争3—5年内上市。该公司总经理吴美浩认为，尽管五矿参与整合赣州稀土资源，但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一些技术不是说一两天就能掌握的，最终有可能出现几个大企业”。

　　在向全球市场大量供应了十多年的廉价稀土之后，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创建一个类似欧佩克（OPEC）的价格卡特尔，而是希望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原料，来实现自身不断增长的雄心——发展先进而环保的新科技产业。这是一条以资源优势换技术能力的产业路径。

　　独木桥两端的中外博弈

　　未来全球稀土行业面临的可能是资源换技术与技术诱资源两种战略的博弈

　　未来全球稀土行业面临的可能是资源换技术与技术诱资源两种战略的博弈

　　□ 记者 伊西科

　　尚未正式出台的中国稀土工业规划威力已显。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10日报道，为了确保生产环保汽车所需永磁材料的稳定供给，近期住友商社在哈萨克斯坦参与了从铀矿中提取稀土的商业活动。而混合动力汽车的全球领先者丰田汽车也声称，今后5年间将向印尼、蒙古和越南等国的稀土矿山投资400亿日元。

　　拥有稀土高端应用技术的跨国公司的这些反应，使得中国以资源换取稀土终端应用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想法面临跨国巨头们以技术诱资源战略的考验。从商业角度来看，过去10多年全球稀土年消费量从3.3万吨增加到13万吨的主要原因，是稀土应用技术的推广和深化。与稀土资源大国中国的想法不同，在稀土应用的产业巨头们看来，全球稀土产业链条中的主导和控制力量是在应用环节，而不是资源环节。

　　通常的稀土产业链涉及从矿山选矿到开采，原矿再经冶炼分离出稀土化合物、单一金属和合金等基础材料，再到加工成磁性、发光、储氢、催化等功能材料，最后应用到各个高新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初步建成了集科研开发、生产、应用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稀土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资源、生产、出口和消费国。

　　然而，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就是，伴随中国在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的确立，国外很多企业也将稀土生产线大量转移至中国，但目前中国稀土产业链总体仍处于上中游位置，尽管中国的稀土冶炼分离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真正处于金字塔尖的深加工和应用产品技术，中国始终不能掌握。

　　巨头的控制性布局

　　“我们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突破了高性能钕铁硼磁体制备关键核心技术——合金速凝甩带技术，并拥有多项钕铁硼速凝薄片的发明专利，但钕铁硼磁体成分专利权仍掌握在日本和美国等的企业手中。”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小卫告诉《商务周刊》，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钕铁硼，这三个字看起来很陌生，但作为稀土永磁材料，在计算机硬盘驱动器、混合动力车和风力电机上必不可少，也是拉动稀土产业发展的最重要产品。由于我国具有丰富的钕(Nd)、钐(Sm)和镝(Dy)资源，目前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钕铁硼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是世界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应用和销售的中心。

　　“中科三环和宁波韵升作为国内生产钕铁硼最好的企业，尽管现在也能生产很多高端产品，但在产品的性能和稳定性上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联合证券分析师梁伟指出，尤其是在用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的钕铁硼永磁材料等产品方面差距就更大，有些甚至还需要进口。据了解，全国现有稀土永磁生产企业有百余家，但除中科三环和宁波韵升外，其他企业大都处于中低端水平，产品主要是供国内企业用，出口量很少。

　　铁硼永磁材料是日本住友特种金属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下属的麦格昆磁公司（Magnequench）于1983年最先研制成功，分为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两大类。后来两家公司还达成烧结和粘结钕铁硼磁体的相互使用的交叉专利许可，并在美国、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申请了专利。

　　由于中国专利制度始于1985年4月1日，住友和麦格昆磁所有钕铁硼永磁材料关键专利在我国的优先权都已丧失。因此，中国作为世界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主导生产者并不受该专利限制。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可以生产、销售和使用钕铁硼永磁材料，但却不能出口产品到其专利覆盖区，否则构成侵权。1999年，中国的钕铁硼产量与日本接近，但产值却不足日本的1/3。该专利壁垒成为阻碍中国钕铁硼磁体进占国际市场的最大障碍。

　　为摆脱困境，1992年，中科院三环新材料技术公司购买了住友和麦格昆磁的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和销售许可证。其后，北京京磁公司、北京清华银纳高科技发展公司和宁波韵升强磁公司等几家公司也先后斥巨资购买了该许可证。由此，我国为出口钕铁硼估计花费了1400万—1600万美元，而在出口产品价值上的损失则高达上亿美元。

　　除了稀土永磁，其他如稀土储氢材料、稀土荧光材料及稀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材料等稀土功能材料及器件方面的核心专利权，也大都掌握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其中，日本的主要领域依次为永磁材料及应用、精密陶瓷、储氢材料与电池、稀土催化剂；美国的主要领域依次为催化剂、光学玻璃与光纤；还有德国、法国及荷兰等国在稀土应用上也都各有侧重。“我们国家在荧光粉和储氢合金等领域的技术差距要小一些，但其他功能材料在高端应用领域与国外差距较大。”黄小卫说，“像汽车尾气催化方面，国外都做到欧5标准了，我们目前工艺水平才只达到欧3标准。”

　　除了掌握专利权，国外企业为了阻止中国稀土产品升级换代占领国际市场，在众多稀土功能材料领域，如稀土荧光发光、晶体、特种玻璃、抛光、精密陶瓷和常温超导等材料方面同样采用类似的进攻战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针对我国设立专利“围城”。黄小卫对此忧心忡忡：“日美等国通过专利牢牢掌握了稀土产业链最终端的‘独木桥’，而我国在稀土新材料领域缺乏原始创新能力，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又不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能否突破独木桥

　　1993年，加拿大AMR公司与江阴市稀土材料厂合资组建一家公司。此后，法国、日本、美国和韩国企业也开始大举进入大陆稀土行业。比如在钕铁硼领域，日本昭和、精工爱普生、住友特殊金属公司以及美国麦格昆磁等世界主要供应商纷纷关闭或压缩国内的钕铁硼生产线，向中国转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稀土产业在上中游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以有研稀土为例，除北京本部外，还拥有江苏省国盛稀土有限公司、乐山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廊坊关西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三个控股子公司。江苏国盛是个分离提纯厂，要把从江西、广东等地购买来的离子矿萃取分离，得到单一的稀土氧化物，然后一部分运到四川乐山，电解得到稀土金属及合金，另一部分以及在乐山生产出的金属最终都要运到北京本部，在北京最后生产出钕铁硼速凝甩带合金薄片以及荧光粉等。

　　然而，目前这种跨省市的分工合作在国内并不多见。各个地方依托当地资源开始竞相上马稀土项目，也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我国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包头和江西赣州都在其产业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重点鼓励发展的稀土永磁、储氢、发光等几大产业链，即便稀土资源不甚丰富的福建、广东、山东等地也都有着类似的规划。

　　“现在是各地都想自己从头搞到尾，这样就造成规模都不大，因为一个地方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技术。”一位业内专家说。以钕铁硼磁材生产为例，我国主要投资生产烧结钕铁硼磁体的上市企业有中科三环、北京安泰、宁波韵升、津滨发展、太原刚玉、首钢烟台和金田铜业，其中烧结和粘结钕铁硼总产量年均在千吨以上的只有中科三环、宁波韵升和北京安泰。

　　纷纷上马的背后，是大量购买或者通过合资建厂引进国外的专利技术和设备。据了解，包头稀土高新区从2000年以来，由外商投资的稀土企业已经发展到10家，但通过先进技术进行稀土开发的企业很少，多数与本土企业的产业结构趋同，并没有发挥出技术领先的优势。

　　1999年，为了引进国外先进的专利技术，包钢稀土斥巨资购买了美国能源转换器件公司（ECD）/奥文尼克电池公司（Ovonic）及美国和光交易公司（WKC）的技术，共同合资成立了内蒙古稀奥科储氢合金有限公司和稀奥科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主体技术和设备均从美国引进。但到去年底整整10年时间，只有其中的储氢合金粉生产线能够正常生产。

　　据了解，包钢稀土在镍氢电池项目上之所以还没有成功，重要原因是当时向美方购买的技术和产品本身就有问题，尽管后来引进日本技术对生产线进行了改造，但效果仍然不理想，两家生产镍氢电池的子公司去年依旧亏损。包钢稀土日前已准备借钱给其控股75%的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对现有的生产线再次改造，以达到生产混合动力汽车用镍氢电池的目标。

　　实际上多年来国内稀土企业普遍存在原创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虽然知识和技术作为无形资产正日益受到重视，但由于管理不善和法律保护不力，许多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技术成果随人员流动而轻易流失，国内专利侵权现象严重。“研究人员花几年、十几年研究出一项能实用的成果，但只要在一家企业应用，很快就会在行业内扩散，科技人员的利益和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严重挫伤了创新的积极性。”黄小卫这样分析到。

　　“国家在技术研究上投入不够，知识产权审查又控制的太死。”黄小卫向《商务周刊》介绍，住友和麦格昆磁在一些专利权失效后还大量将类似技术全都申请专利，我国专利部门在审查国内企业的一些技术时，经常认为“与上一个技术只是小改动了一下，创新不够”而不予认可，这样也造成了一些科研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不足，“有时候研究好几年的贡献还不如发表几页文章”。

　　近年来我国稀土产业的专利技术与标准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总体上依然落后，与市场脱节和对外几乎不设防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包括稀土新材料在内的稀土中、下游产业链中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相对更少。

　　“行业整合是很有必要，但关键在于提高国家的稀土应用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内蒙古稀土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安文认为，工信部提出的规划中，到2015年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减少到20家左右是可行的，但真正关键的在于如何“突破外资企业的技术限制，建立起我们国家自身的‘高速公路’式的稀土产业链”。

　　提高稀土话语权，仅靠 控制资源和出口是不够的

　　——专访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小卫

　　□ 记者 伊西科 吴金勇

　　《商务周刊》：近年来国际各产业界对稀土的需求不断增长，您认为未来还会有一个怎样的增长速度？

　　黄小卫：稀土的盘子实际上不是很大，尽管现在需求不断在增长，但去年一年全球用量也才13万吨（以氧化物计），未来几年应该还会以每年10%—15%的需求增长，预计到“十二五”期间，全球稀土需求量会达到每年20万吨。稀土的应用领域很广，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高新技术和国防尖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但应用量不大，未来几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稀土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应用将会较快增长。

　　我国对于稀土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2007年国内稀土消费量达到7.26万吨，占稀土总产量的57.6％，但稀土主要应用在一些中低端器件上，有些企业这几年也开始进入高端领域，但产品性能还不是很稳定，批量较小。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等则主要用在电动汽车、计算机的硬盘驱动音圈电机VCM等高端领域，产品价格是国内的2倍以上。

　　《商务周刊》：在稀土应用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方面，我国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黄小卫：我国稀土工作者根据它们的矿物组成和矿物结构的不同，开发了一系列先进的的稀土冶炼分离工艺，并在工艺上广泛应用，稀土产品结构逐步从早期的初级矿产品转变为单一高纯产品，目前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占世界总量的95%以上，单一高纯产品比例达到58%以上。稀土永磁材料、储氢材料、发光材料等已实现大规模生产，其中稀土永磁材料、贮氢合金等功能材料的供应量已占全世界的80%以上。但产品性能目前还难以满足混合动力汽车、风力发电、高清晰度平板显示等新型高端器件的要求，附加值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我国的稀土应用研究主要是一些大学在做，如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偏重于应用基础，如我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就是研究稀土萃取分离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起步的比较晚，从1950年代才开始研究，1970年代开始产业化，国外五六十年代都已经开始规模生产了，而且现在我们很多都是跟踪别人来研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科技投入还是不足，一般的技术不做个五年十年的到不了工业化应用的阶段，专利保护也做得不够好。

　　《商务周刊》：稀土材料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哪些国家？如何提高我国稀土行业的影响力？

　　黄小卫：我国拥有多项具有原创性的稀土冶炼分离提纯技术，并广泛应用于稀土工业，为稀土工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稀土功能材料核心专利基本被国外垄断，他们利用各自原创核心专利，采取横向（同时进入多个国家）和纵向（不断完善设计，进行后续申请）扩展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布置了严密的专利网。1985年以来，国内外在中国申请的有关稀土类的专利4288余项，其中外国专利申请2188项，占我国稀土类专利总量的51%以上，列前五位的国家是：日本、美国、法国、荷兰、德国。可见，一多半的稀土类知识产权均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和有关产品的销售将受到国外企业的制约。

　　为摆脱困境，1992年，中科院三环新材料技术公司购买了住友和麦格昆磁的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和销售许可证。其后，北京京磁公司、北京清华银纳高科技发展公司和宁波韵升强磁公司等几家公司也先后斥巨资购买了该许可证。由此，我国为出口钕铁硼估计花费了1400万—1600万美元，而在出口产品价值上的损失则高达上亿美元。

　　要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提高我国稀土行业的影响力，仅靠控制资源和出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掌握稀土核心技术专利、稀土应用市场、稀土产品标准。因此，我们必须从科技创新源头抓起，加大科技投入，同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抢占技术制高点。

　　《商务周刊》：中国严格限制稀土产品出口、进行稀土储备会对全球稀土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小卫：稀土上游产业这些年的确比较混乱，市场波动比较大，国家也在用各种手段加强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7年我国加强控制后，稀土价格上涨了1－2倍。这时国外的一些稀土矿山和生产企业又开始重新生产，国内生产能力也大幅度增加，到2008年中，稀土产品又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经济危机也有影响），导致新一轮的降价。

　　稀土在地球中的丰度比铜还高，现在全球已经探明的稀土储量有1.5亿吨左右，而全球一年的需求量才十几万吨，所以说稀土并没有那么稀缺，以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成本低，在开采和分离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太多的环保成本，造成国外买中国的比他们自己生产便宜得多。倘若我们控制得太死，国外的稀土矿山和分离企业就又都会重新运作起来，因为他们的矿山和设备都在那放着呢。现在很多专家人士都在提对稀土进行战略储备，但是轻稀土资源进行储备没有多大意义，真正需要储备的是离子型稀土矿中所含的重稀土，同时应严格控制开采和生产总量，加强出口配额限制。

　　日本、韩国等自身没有稀土资源的国家这些年是比较依赖我国的稀土资源，但他们现在也在努力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比如说到其他国家去开发稀土资源，进行稀土二次资源的回收利用。对于昂贵的重稀土金属，他们一直在研究替代品，如现在国外在发光材料、磁性材料中铽的用量已大幅度减少，至使近年来铽价格从每公斤6000多元一路下滑到1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