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天下第一村”“村长”

　　吴仁宝泥腿子的奇迹

　　文 • 本刊记者 阚世华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身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如何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

　　1962年夏天的一个正午，时任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带领乡亲们干完农活后，累极了的他回到家中，顺手拉过来一条长凳，枕着收音机就打起盹来。

　　伴着播音员的声音，吴仁宝慢慢进入了梦乡⋯⋯希腊神话中有位巨人，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和大地母亲生的儿子，当他和敌人搏斗感到疲倦时，只要一站在大地母亲的身上，就能汲取无穷力量，变得战无不胜。后来对手赫斯托尔获知这一秘密，把安泰举在空中，脱离大地的安泰就这样被扼死了⋯⋯“死啦，死啦！”

　　突然，吴仁宝满身冷汗，从长凳上翻身摔下。正在厨房的妻子赵根娣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吴仁宝说，他刚才好像看到有人被举起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妻子递来热毛巾，要他别神经兮兮的，刚才是广播里的播音员在讲故事。“哦！”吴仁宝擦干了汗又下地干活去了。

　　才读过几年私塾的吴仁宝，直到后来才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的寓意。

　　翻身

　　现在的华西村是中国创富的典型村。回望几十年前，华西村还只是地处江阴县的一个贫困潦倒的普通村庄，当时欠外债1.5万元。

　　60年代末70年代初，身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如何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就在吴仁宝为改变华西贫困面貌日夜苦想时，村里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村里的农具坏了，吴仁宝去请村里的一位木匠来修，可木匠外出挣钱去了；第二次吴仁宝又去请，木匠连面也不照，让老婆出来挡驾说：“病了”；第三次吴仁宝再去请，木匠未能躲开，但干脆拉下脸说：“若要我为集体出力，除非集体的收入能超过我单干”。

　　英年气盛的吴仁宝，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他觉得，拥有雄才大略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还出山哩！现在华西虽穷，自己三顾茅庐，竟然还请不动一位木匠，这还叫什么集体？难道集体就争不过单干的？

　　村里还有一位力气大、肚皮也大的村民孙龙泉，因为吃不饱饭，抛开集体的农活，去捕鱼捉虾，换粮食，填饱肚皮。哥哥劝他，劝不动；亲戚挡他，挡不住；吴仁宝和干部们说他也说服不了。孙龙泉常抱怨华西这地方不养人，恨自己身为华西人，最后无奈地背井离乡，跑到浙江嘉兴找生活去了。

　　集体经济为什么没吸引力？孙龙泉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地上的烟头狼藉，屋子里烟雾腾腾，吴仁宝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香烟，望着如豆的灯光长吁短叹。

　　“仁宝，该休息了，别再一个劲地抽啦，再抽孩子也叫你呛醒了”。妻子赵根娣关切地催他。

　　“唉！你带孩子睡吧，我睡不着！”

　　也不知什么时候，吴仁宝走出了自家那间小屋，像在梦中一样走着，不知是什么力量牵引着，使他不知不觉登上了华西地势最高的一个土墩——墩池河的河心墩。

　　深夜，月明星稀。孤零零的吴仁宝，一会儿充满挚爱地抚摸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满怀深情地凝望着华西大地，抚今追昔，思潮如波浪翻滚。

　　解放十几年了，华西的坎还是那道坎，河还是那条河。一个个土墩，一片片锅底洼，把全大队800多亩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分成了1300多块，还保留着吴家2亩、瞿家3亩小农经济的痕迹。河道沟渠弯弯曲曲，农田灌溉还要靠人力车水，吴家基、孙家基、朱家基、唐家巷等12个小自然村落，像天上的星星，稀稀落落，扯不成线，连不成片。

　　“穷够了！穷透了！”六个字浓缩了华西的全部历史！吴仁宝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华西贫穷落后的面貌，吴仁宝决定要率领华西人重造山河。

　　第二天，吴仁宝带领群众用镢头劈，用钢钎打眼，用木杠撬动冰冻土块，打开了一个个缺口，乡亲们手掌上磨出了一串串血泡，虎口震裂了一道道血口，他们用嘴吸出流出的鲜血，用毛巾碎布一缠，又干了起来⋯⋯几天下来，乡亲们手臂痛得拿不起筷子，手痛裂得端不住饭碗。但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又爬起来，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风雪中，村民朱法生抡动钉耙，身上的衣服脱的只剩下一件单布杉仍热汗如注。正当他把钉耙抡得呼呼作响时，胃病突发，脸色蜡黄，吴仁宝劝他回家休息，他一口拒绝，用钉耙把紧紧地挤压着胃部，痛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就趴在田埂上，用田埂顶住肚皮。疼痛稍一减轻，他又把钉耙舞得虎虎生风，一直干到深夜。

　　村里的“铁姑娘战斗队”的64位姑娘在队长赵毛妹的带领下，铁耙齿坌断了，换一把再坌；竹扁担挑断了，换木扁担再挑。鞋袜、裤管和烂泥冻在一起，似钢盔铁甲，一走路“哗哗”地响，她们照样挑着担奔跑，人人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个个练就了一副铁肩膀。赵毛妹被人誉为“铁姐”，她带领的“铁姑娘战斗队”成为闻名遐迩的先进集体。

　　正当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顶风雪、冒严寒、踏冰霜，重新安排山河时，一股股阴风吹到了华西村。那些原先嘲讽华西人是“吹牛大队”的人，脸谱一变、腔调一改地说，华西是“做煞大队”，还说吴仁宝领着华西人白天拼命干，晚上加班干，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谁能吃得消？是铁人也得累垮。这是吴仁宝和村干部出风头，想当典型，受表扬，而让社员吃苦头，当牛马，受洋罪，“再这样下去，人都要活做煞。”

　　当时为建电灌站，缺少石料，80多位青年向吴仁宝主动请缨。吴仁宝率领他们摇船来到龙砂山脚下，时值寒冬，北风呼吼，河水刺骨，他们几口烧酒下肚，就纷纷跳下河去，苦战30多天，从河底捞出一船船石头，备足了建电灌站的石料。

　　吴仁宝率领华西人硬是凭着一股改天换地、脱贫致富的热情，靠一种拼命的精神，开早工，打夜工，刮风下雨不歇工，逢年过节不停工，一天出两天话，一年整出一方田。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多万立方米土，用了27万个人工，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吴仁宝带领村民战天斗地，平整农田，兴修水利，几年过去，华西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连续6年粮食亩产超万吨而成为了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村。

　　直到1980年华西村的村办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华西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创业

　　1969年，“胆大包天”的吴仁宝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

　　“当时这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几百号劳力拼死拼活，年收入才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吴协恩算了这样一笔简单的帐。

　　通过“造田”华西村完成了实现温饱的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此时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拥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分还是不分呢？

　　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该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有分的好处，分是拥护改革，随大流，没压力，解放30多年来，农民还没尝到分田到户的乐趣呢；不分？不分的好处就在眼前，华西村人均半亩地，此时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厚实基础，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干嘛一定要分？

　　中央政策呢，很清楚，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中央意图呢，也很明白，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有啦！凌晨4点钟，吴仁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召集村干部开会，宣布他苦思冥想的结果，让大家讨论：不分！800亩田地给几个种田能手承包。“不分”的决策得到村民一致拥护。

　　最终，本着对中央“宜统宜分”精神的理解，吴仁宝果断地决定不分，坚持把全村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的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以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

　　现在想起来，有人为华西村捏把汗：要是当时真的分了，也没有今天在2005年集体经济产值达300亿元的华西。也有人给吴仁宝放“马后炮”：当初你老吴还真看得远啊！

　　捏把汗也罢，放“马后炮”也罢，吴仁宝一贯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

　　“大跃进”年代，上面来人直逼先进分子吴仁宝报稻谷亩产数字，吴仁宝询问人家多少，上面暗示，最少的也是亩产一万斤。哇！吴仁宝手忙脚乱，报了个3700斤，上面来的人阴沉着脸，悻悻而去。吴仁宝走到暗处，自己掴了自己一巴掌，心想：自己报3700斤也说了假话啊。

　　吴仁宝清楚得很，在苏南农村，一般只能2年3熟或1年2熟，种田只能“落个肚子圆”。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600多个劳动力扑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绣出花”来，也还是很穷。算算账，还是搞工业好。所以，1963年，华西创办了废纺站，一个妇女一月能净赚四五十元；1965年，创办了华西铁匠店，至今华西年利税3000多万元的钢铁厂仍能看出它昔日的影子；1969年，创办华西五金加工厂，当时这简直是一个“地下工厂”，白天歇业，晚上加班加点，9年里偷偷为华西赚来100多万元的殷实家底⋯⋯

　　事实让吴仁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是搞工业好！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1978年时，华西村的固定资产为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方。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1978年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华西的村办企业乘势迅速扩张，创办了多家企业，工业产值直线上升。

　　如今已经82岁的吴仁宝已是四世同堂。新中国成立60年，吴仁宝也正好工作了60年。他现在每天仍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早晨5点多起床，听新闻、检查村容、察看企业、接待游客、参加会议，还时常与村民座谈，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常常一直要忙到夜里12点⋯⋯

　　当了50多年村官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退而不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