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记者 吴珊 摄

　　针对本报“财智对话”栏目关于“新中国60年变化”的话题，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接受本报记者时采访表示：今年的国庆阅兵，更多的是展示出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并且是非强迫性的组织能力，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发自内心的笑。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内心的均衡，这恰恰折射出中国经济离全面均衡已经不再遥远。

　　看中国

　　在香港卖桔子亏本折射出：内地产业结构大变

　　“我卖了三年桔，第三年虽然亏损，但我却感受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力和复苏之气。”9月20日在重庆，张五常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带着学生在街上摆摊卖桔搞研究，到了第三年，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有经验，他找到经销商，以30港元一盆的价格购进了大批桔子。“当时我心想，按照往年的行情，这么好的桔子，至少可以卖80港币一盆，别人卖85港币的价格，我岂不是要大赚？”第二天一早，满怀希望的张五常街上发现满大街都是15港元一盆的桔子，看上去和他的桔子也没有什么差别。价格这么低原来是他们的进价一律不超过五港元一盆，这些桔子从哪儿来的呢？张五常说。调查发现来自大陆，当年大陆丰收，全部是大陆的农民种了以后，通过特殊渠道运往香港。

　　张五常说，当时自己挺高兴，这说明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作物产出有了较大的增加，并且还能交换到香港（外贸），这说明国内的贸易业比较发达了，进一步说明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还会产生发达的商业。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农村可以腾出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而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乡镇企业后来的发展，在那个时期弥补了轻工业领域的很多不足，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这就使得整个经济朝平衡的方向走去。

　　贵州众多农民建房显示出：

　　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还在3年前，张五常和另外一名经济学家辩论的时候就说，国内贫困地区这几年改善得快，国家大力发展西部举措正确。“前不久，我到贵州去看，那儿的农民，不得了。”9月下旬，张五常在重庆说，全世界都在闹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学家还在为经济是否见底争论不休，但在贵州的一个镇上，一位农民当时正在盖新房，按照当地的建设成本，盖一间新房需要花5000元，这个人表示要盖3间房，准备养殖1万只鸡。在这个镇上，修建房屋的不止这一家。在张五常的博客上，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有不少的关注，他提到，这些年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以20%的速度在增加。

　　张五常说，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发展，西部和东部沿海的差距会拉大，包括他自己也曾为此担心。“几年前，我认为不全力把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改为工业用地，是劣着，因为二者的回报率相差太远。今天我不再这样看。长三角与珠三角有足够土地容纳得起地球上的所有工厂，如果无限量地转作工业用途，中国的落后地区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他认为，政府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是高招，他还建议提高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有广大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农村才有富余的劳动力与资本，为工业与服务业提供劳动力的保证，并给工业、服务业的消费提供需求，这样一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实现均衡，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小。

　　节日发自内心的笑展现出：

　　人们内心已经平衡

　　不仅仅是农业，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也越发平衡。张五常说，浦东有一个故事，一九九三年他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弗里德曼当然反对这样做，并指出当地经济会以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他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对方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再比如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只有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

　　在看了国庆阅兵以后，张五常专门写博客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当我听到阅兵式上一百五十一架飞机皆属国产，立刻把水晶球拿出来擦一下。水晶球说：不出十二年中国制造的商业货机会打进国际市场；不出二十年中国制造的商业客机也会打进国际市场。”在同一篇博文，张五常还提到，去年的奥运会，今年的国庆阅兵，更多的是展示出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并且是非强迫性的组织能力，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发自内心的笑。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内心的均衡，这恰恰折射出中国经济离全面均衡已经不再遥远，正因为此，中国想做什么大事就一定会做得很好。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2000年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说重庆

　　曾国平：重庆三大产业均衡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的经济结构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重庆大学知名学者曾国平教授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方面越发均衡，市场经济越发健康。

　　“从摩托车的款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曾国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重庆满大街跑的摩托车都是嘉陵造，橙黄色的外壳，满大街都是一种款式，但是现在的摩托车五颜六色，粗线条的、流线型的，种类十分丰富，而摩托车的生产企业也由嘉陵、建设等国企扩展到力帆、隆鑫、宗申等民营摩企。这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经济所有制结构的丰富。建国初期，由于片面地强调和追求“一大二公”，个体私营经济的成长受到抑制，公有制基本成为唯一的所有制形式。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7.0%；公有制经济占43.0%；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较1966年提高了32.1个百分点。1996~2008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年均增长20.2%，高于同期GDP增速10.2个百分点。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极大增强了重庆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

　　不仅在摩托车领域，曾国平说，整个重庆经济都有较大转变。上世纪80年代，重庆大学有个老师想买台好电视，想尽办法，最后是拿自己1个月的工资补贴给出差的同事，在日本带回来一台电视。但是现在，重庆这个地方，不仅有厂商投资造电视、冰箱，还有国际巨头惠普投资造电脑，而重庆本土的公司也可以造3G手机的大脑（重邮信科造3G手机芯片）。市发改委数据表明，1949年，重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结构比例大概为70:20:10，目前三者的比例约为11:48:41。本组稿件由记者柴伟实习生 蓝山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