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伊顿·威廉森。奥斯特罗姆是因为“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对普通民众作出的贡献”而获奖，威廉森获奖归因于“他在经济治理分析、尤其是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再下一城。

　　笔者不想卷入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奖的讨论中，只想从汇金增持这个案例证明，为什么政策经济学在中国会大行其道，并且还会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10月12日，工行、建行与中行三大行发公告称，汇金再度出手增持共逾5000万股，而且一年内仍将持续增持，周一的市场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开盘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收盘时三大行股价全部下跌。

　　市场人士对汇金增持举动作出解读大都正面，或认为可以冲销10月27日工行全流通对股市的负面影响。因为财政部和汇金持有的2360亿股工行A股即将解禁，汇金此举可以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股价的稳定，同样可以庇护不断扩容的股市，以保证创业板能够顺利推出。有朋友甚至根据汇金的宣布节点，而判断出政府需要的市场底部。事实上，由于三大行H股解禁期满，与其说是为了稳定股市，汇金从去年开始的增持，不如说是填平外资撤离造成的大坑。

　　笔者关注的倒是另一个问题，汇金如此大动干戈，是否涉嫌操纵市场？随着汇金屡屡公告增持，对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投资者在追逐社保基金、追逐明星基金经理之外，又有了追逐汇金的动力。汇金的性质与作用亟须明确、固定。

　　从性质上看，汇金并不是类似于香港盈富基金那样的平准基金，而是三大行的大股东，在中国金融业以及中国证券市场有一言九鼎的作用。10月12日，有媒体披露，证监会希望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前整合完旗下10家证券公司股权，以达到“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汇金有可能成为证券市场最大的券商。诚然，多数上市公司都有控股股东，但是如汇金这样成为几乎国内所有重要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则相当罕见，这意味着汇金加上另一大股东财政部，就可以给中国金融机构基本定价。

　　可见，汇金并非如香港盈富基金那样的平准基金，不以全体股民的利益与中国金融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就是保值增值与财富最大化。如果汇金增持如一些投资者所想，就是为了政策托市，汇金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大股东身份？如果汇金增持只是出于大股东的利益考量，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金融巨无霸增持减持本身，就足以在市场掀起滔天巨浪。可以让先知先觉者在金融上市公司增持公告前潜伏其中获得不菲收益。同时，汇金事实上起着政策代言者的作用，人们通过研究汇金的投资举措，来揣摩政策含义。

　　允许汇金以大股东的身份对中国资本市场随时进行调控，今后中国金融业包括股市金融板块的价格就控制在汇金等公司的手中，所谓建设股指期货等等设想不过是镜花水月。试想，谁敢在一方独大的市场中充当汇金的对手方？

　　金融学家用少部分精力花在市场定价研究上是可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追逐政策变化、追逐标志性的国有控股大股东的行动理所当然，因为价格由大资金决定，而汇金等国有控制的资金是大资金的当然代表。仅以资本市场而论，我国繁衍出的是政策经济学，而不是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匹配的制度经济学与市场定价理论，想来其他领域也大同小异。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要强调的是，汇金的增持行为与增持公告并不违规。按照上证所2008年颁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规定，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30%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以下简称“相关股东”），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加其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的行为，相关股东应当在首次增持行为事实发生之日，将增持情况通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在次日发布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三大行公告汇金“近日”增持而不是“前一日”的增持行为虽然有些小瑕疵，却无伤大雅。不应忽视，在合规的背后，遮蔽的却是我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缺失这一本质问题的思考。

　　大部分时间揣摩的是政策的微言大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何处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