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度形成的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这两条路径，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强调后者。在他们看来，制度的人为设计能加速制度的演进进程。制度设计应用于经济组织中，称为治理，即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合理界定参与各方的责权利，以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上世纪90年代，制度经济学在世界各地热闹非凡，制度经济学家也成为决策层的座上宾。步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至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达4.8%，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周期。似乎制度可以休矣，现有发展模式一片祥和。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我们擦亮眼睛：制度尚不完善，治理仍需努力。尤其要防范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现代版“公地悲剧”蔓延。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何尝不是一种“公地悲剧”现象。对于没有排他性而具有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只要每个人的私人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成本，使用量就会大大超出社会最优使用量。金融具有公共物品的特质，如同一块“公地”。华尔街利益集团不是通过降低金融成本而是在通过成功的金融成本外化来转嫁风险，即利用金融的负外部效应，使金融产品的私人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从而得到巨大利益。出于个体理性的滥用金融创新，终致金融市场陷入危机。对于危机的治理，不妨听听威廉森的忠告，选择成本相对最小、收益相对最大的路径，其核心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如果再上升到宏观层面，国际货币职能由于缺乏监督，其公共属性也会被滥发的钞票所淹没。从此意义上，如果要使经济全球化不受阻断或不可逆转，也须发展新的国际货币治理安排以促进合作和缓解冲突。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唯一主题就是转型。转型从未完成，转型中“公地悲剧”滋生不穷。

　　如一直以来实行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以追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等为目的，注重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投入，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则重视不够。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和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过热。2006年，我国创造单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美国的4.3倍。各种污染事件屡现。公共资源滥用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增加。“碳排放”成为西方国家向中国挥舞的新大棒。

　　再如，土地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以地生财会内生一种激励机制，即多批地，经济快增长，但贻害无穷。其一，抬高地产房产价格，使房产地产的价格偏离价值，虚拟价格超过实际价格，出现地产泡沫。其二，形成房产泡沫。开发商低价获取土地，然后以地为抵押套取银行资金，用套取的资金进行下一轮土地的运作，如此循环，直至资金链条难以为继。其三，诱发了城市外延扩张。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于土地批租，为批租土地而扩张城市，城市的发展是外部因素推动的，而不是城市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城市扩张，缺乏经济支撑力。其四，在这样的利益导向下，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户，也纷纷违法占地修建住房、仓库、车间等出租出售，致使“小产权房”时下已成为全国性的大问题。

　　上述问题与我国现有体制总体特征仍属于强政府、弱社会的一元结构不无关系。政府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治理能力却相对较弱，也形不成政府服务的正向激励。

　　对此，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则指出了新方向。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政府治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激发和保护公众关心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目标的公民品质，因为只有以此为支撑，才能让反“公地悲剧”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理解治理也是“治理”的一个方面。只有民成根本，才能根本制约部门利益非理性扩张。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