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蓉萍 一台中国农业银行的ATM机、一台转账电话和一台POS机，这是甘肃定西鲁家沟镇金融办公室的全部家当，金融办公室主任杨义是镇人大代表。

　　每个月的农历初七、十七、二十七是当地赶集的日子。

　　2000年撤离这个西部小镇后，这家中国惟一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国有银行在一年前又回来了。这家银行打算推广这种服务，11月起在全国推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现在，这被认为是中国农业银行能否顺利上市的关键。

　　服务“三农”提速

　　在定西市安定区的马铃薯交易市场，马铃薯经销商若想获得几百万的贷款，必须经历严格的流程：贷款人申请、10人组成的关联小组讨论、50人组成的关联大组讨论、区马铃薯协会和区马铃薯产业办公室核实该经销商信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向农行推荐该贷款客户、农行在7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予以贷款的回复。

　　定西号称马铃薯之乡。“去年9月到今年2月份我们资金比较缺乏，但农行的贷款能及时到位，手续相对简便。向农行贷款利率没有上浮超过30%的，都在6.9厘的水平，而信用社则到了8厘、9厘。”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办公室主任潘燕军说。

　　甘肃是中国农业银行于2008年3月开始推行三农事业部制的首批七个试点省市之一。农行确定，将在今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农事业部制，改革范围扩大到全部2048个县（市）支行。

　　对此，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告诉农行人：“如果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没有结果，我们的上市很难顺利进行……对国务院、对全社会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我们是上不了市的。”

　　或许是一个信号。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一组的负责人湛东升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总经理，这一任命尚未宣布。但去年4月，湛东升已调任农行担任三农政策与规划部的副总经理。

　　汇金派驻农行的股权董事、现任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巡视员沈炳熙表达得更清楚：“无论是上市和财政部是否给予税收优惠，都取决于农行这两年如何发展‘三农’业务，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农行股改方案去年10月获得国务院通过，今年1月，农银股份挂牌。农行上市进入实质性阶段。对于最终计划将三农业务和其他业务捆绑上市的农行来说，如何在一行两制间实现最佳平衡，是能否争取到政府的最大支持和投资者认可的关键。

　　农行一直希望获得财政部的政策优惠。鲁家沟镇的财政直补款一直是用甘肃省信用联社的网络直接补贴到农民的户头上。该镇党委书记卢兆宾表示：“这是历史形成的，整个甘肃省都是这样，毕竟农行退出农村市场很长时间了。”

　　农行还希望三农事业部获得财政部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营业税方面，我们希望能获得和信用社一样减免3%的优惠。而且我们的贷款利率比信用社低，对农民的让利更大。”农行总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朱科帮表示。

　　对于外部投资者来说，是否投资农行，政府的支持也很关键。日本银行董事会顾问神津多可思对本报记者表示：“从我的角度看，我依然觉得农行做这块业务带有政策性，至少是国家推动，这对海外投资者来说，是风险。所以假如我需要研究是否投资农行，我就关心政府是不是会给农行一定的补贴。”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使“三农”真正成为农行的支柱性业务，做好三农金融至为关键。

　　目标在摇摆中修正

　　从2007年初国务院确定以“面向三农”打头的农行股改的十六字方针之后，农行内部员工对要不要和能不能全力以赴做“三农”一直存有疑问。

　　在起初的设计中，曾经有方案建议农行成立集团，剥离三农业务，而另外成立股份制公司单独上市。不过这一方案并未得到高层首肯。最终的方案采取的是“一行两制”的设计，农行最终将实现整体上市，不过，以事业部的方式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单独核算运作，并使县域支行成为其经营平台，以此服务于“三农”。

　　在2008年三农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一些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民家中的业务人员和下基层调研的总行相关人员曾经接受过本报记者采访。他们当中，有的认为中国土地的产权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肯定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繁荣，一开始就抱着悲观态度；有的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为老弱病残，空心化现象严重，不看好农村市场；有的在推行惠农卡的过程中，发现向农民灌输金融教育的难度有些大，一些农民使用率并不高；一些做农户小额贷款的员工们则认为这项业务成本高、收益小，“如果没有财政补贴，还有什么活路？”

　　在一些地区的员工中，农行的“三农”业务一度出现过“口号响、干劲小、步子慢”的倾向。

　　对此，农行行长张云曾经这样说：“别以为我行股改大局已定，服务‘三农’业务可大可小，可多做可少做，因而把服务‘三农’当作权宜之计，敷衍了事。”

　　广西农行行长助理江武成表示理解这些想法，尤其是农民金融教育推动起来难度大，比如广西就为了教会农民使用和习惯电子银行，该行协同政府和各社会团体对农民进行“魔鬼式”培训，还用过类似“谁先学会就奖励一支牙膏”的激励机制。

　　“制度总是会变化和前进的，对于我们来说目前当务之急是做好渠道建设，做好了也是农村金融的一项革命。”江武成对本报记者表示。

　　改变正在发生。从两年前农行开展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和金融服务 “三农”试点工作到今年9月底，农行涉农贷款和县域贷款分别增加了3853亿元和4727亿元，扭转了几年来农行涉农和县域贷款余额下降的局面。

　　截至9月末，三农金融事业部实现税前利润198亿元，资产总额3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4.6%，负债总额3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5%。

　　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于农行来说，在全面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后，上市进程或许会进一步加快，但是农行仍然面对商业的考验。

　　在三农金融部资产、负债和利润实现稳步增长的同时，三农贷款不良率依然高企。目前，农行涉农不良贷款余额为421亿元，不良率为3.73%，县域不良贷款余额为384亿元，不良率3.24%。而在经济刺激大背景下，大型基础设施贷款规模同样迅猛的增加，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和去年年底相比，农行涉农和县域贷款在全行中的占比略有下降，这些贷款对三农贷款的挤出效应凸显。

　　在那个鲁家沟镇，贷款金额较小的种土豆的农户一般向农村信用社贷款，拥有农行惠农卡的农户可以通过惠农卡获得农户小额贷款。但贷款金额在5万以上的养鸡专业户则只向农行贷款。

　　面对如此广袤的农村市场，农行县支行人员数量不足、结构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县域支行40岁以上员工占了一半。广西农行因前几年的分流力度比较大，导致人太少，江武成表示广西分行发动政府、共青团、妇联和供销社协助来解决这一问题。连农行行长张云也在内部大会上表示：“按照做三农业务的要求，全行缺编5万人。”

　　于是农行决定，从2009年开始，总行每年下达专门用工计划，全行人员增量一半以上用于补充三农金融部，并优先向重点推进县支行倾斜。

　　不过这对农行来说，也许同时意味着管理和运营费用的增加。目前农行有44万名员工，在四大国有银行中人员最多，但是赢利能力最弱。

　　与此同时，农行县域信贷资产空心化的现象凸显。在去年的财务重组中，农行的县域贷款共计剥离2842亿元，占全行剥离信贷资产的38%；超过四分之一的县支行剥离比例超过80%，有109家县支行的信贷资产接近全额剥离。

　　未来可能重演这样的一幕，只是对于未来的上市公司来说，不再有“剥离”襁褓。从农行2008年年报来看，其利润的59%来自环渤海、珠江三角洲和长三角地区，仅张家港支行的贷款规模比排名最后的800家县支行的总量还要大。这三大区域网点数量只占农行全部网点数的38%。而农行被认为是承担了银行业普遍服务的银行，在全国529个国家重点扶贫县都有机构。如何

　　政策性和商业性上实现平衡？

　　即使如此，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10月14日召开的农行“三农”改革工作会议上还是表示，资源配置、财政转移、生产力布局将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和县域农村倾斜。

　　他说：“从基础设施看，按照目前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的速度测算，未来十年小城镇基础设施预计需投资4.5万多亿元。如果再加上教育、医疗、文化等生活设施投资，工业、商业等产业投资，金融服务需求不可估量。”

　　农行将自己的服务重点定位于涉农和县域业务中的优质客户。农行行长张云反复强调要强化优质客户的营销管理能力：“对县域重大优质项目和客户，总分行要高位切入，直接营销。对跨城乡的集团性客户，要充分发挥我行城乡联动优势，努力为城乡客户双向流动提供全方位、跨区域金融服务。”

　　项俊波注意到，工行、建行和中行近段时间也纷纷加速涉农和县域业务。近期银监会下发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未来三年全国将再设立1300家左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他说：“这些机构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在县域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保持业务持续快速发展难度加大，所以蓝海市场我们一定要先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