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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针对煤焦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为重拳治理“官煤勾结”现象，山西高层决定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以国进民退治理腐败。

　　根据山西省省长王君勾勒出的山西煤炭工业轮廓：到2011年，山西全省只保留1000座煤矿，在现有2600座的基础上压减60%多；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按照规划，2011年，山西煤炭的产能控制在8.5亿吨；全省将形成3个亿吨级和 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其产量占到全省的75％；使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3人以下。

　　声势浩大的兼并重组整合自今年4月开始到目前（10月20日），山西煤炭行业矿井数由2598处压减到1053处，办矿企业由2000多家减少到了110多家，30万吨／年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关闭，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和11个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形成了国有控股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的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办矿体制。

　　然而，据多方报道，此次兼并重组行动并没有如官方设计的那样顺利，汹涌的争议如影随行。

　　争议主要集中于两方面：第一，政府主导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质是煤矿的国有化，私人煤矿将基本上被排除到这个行业之外。

　　第二，所谓的兼并重组过程采用非市场的议价方式，资源转让价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小煤矿失去对资源价格的议价能力，其私有产权受到普遍的侵害。

　　一言以蔽之，时下在山西正在进行的煤炭行业整合重组过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一手推进的，市场机制被完全排除在外。

　　笔者基本认同这些争议的主要指向，并以为，山西煤业这场整合重组的最终效果也许会与主事者的初衷（治理腐败、使山西煤业科学健康发展）背道而驰。原因在于，山西煤业的这种整合方式恰恰背离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民法三大原则；背离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暗合的基本逻辑；以国进民退的方式来治理腐败，也是药不对症，把错了脉。

　　众所周知，私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并正常运行的三大基石。尽管，世易时移，法律思想现已由个人本位进入社会本位，从以前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变为以公共社会福利为前提，此三大原则亦修正为——有限制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社会化、无过错责任（即公平责任）的采用，但是，近代民法三大原则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保护所有权、意思自治——却并未改变，这也正如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却始终不能更改市场经济的灵魂——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一样。

　　山西煤炭行业由政府主导的这场兼并重组，凸显了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浓郁的强制色彩，私企业主面对自己的产权被处置，却没有起码的讨价还价的权利。私企被行政权力赋予而非经由法律赋予的产权本来就是脆弱的，在强大的政府强制力面前，更是不堪一击。私企连自己固有的合法产权尚且不保，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兼并，更遑论自由自主地去兼并别人。凡此种种，都毋庸置疑地表明，在此次山西煤矿整合重组过程中，作为民法基石和市场经济灵魂的关乎产权保护和契约自由的原则基本是不存在的。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所达致的为世界瞩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明，主要是拜30年改革开放所赐。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或曰最大亮点，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增长。换言之，为中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主要倒不是一度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而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作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对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基础和加速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民营经济每年能够创造70%以上的GDP，6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出口，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民营经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不折不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制度经济学派看来，明晰的产权是一切市场交易行为的前提。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一度效率极差而需要不断改革，中国私营企业为何异军突起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就是因为前者产权不清而后者产权明晰。民营经济因其产权清晰而天然地具有市场经济特征，是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不得不倚重的生力军。

　　山西煤业以“国进民退”为主要特征的整合重组，则将一切民营企业放逐于该行业之外，留下了清一色的国字号。这样的整合路径正好与曾引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煌煌成就的“民进国退”的逻辑逆向而行。

　　退一步来说，即便是山西煤业的这场整合重组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只要它确实有清除“官煤勾结”现象、治理腐败的“实用”，也未尝不可以姑妄行之，我等且姑妄观之。问题是，官煤勾结之腐败根源何在？“国进民退”是否即为惩治此等腐败的不二法门？在山西有关方面看来，官煤勾结的根源在于私企泛滥，故而，惩治之道即在“国进民退”。笔者以为，但凡心智健全的人，十之八九是不会认同这个结论的。首先，官煤勾结、腐败难除的根源当然不是因为私企太多，故而，以“国进民退”作为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堪谓药不对症、文不对题，着实荒腔走板得可以。

　　其实，官煤勾结、腐败泛滥的根源并不难判断，这个根源就是阿克顿勋爵那句为众多国人所熟知的名言所揭示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换言之，在中国，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各领域腐败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缺失。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缺失往往使得某些可以监督权力的权力——譬如司法权——难以获得独立公正的行使。在中国，整个立法、执法、司法领域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衡。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下级官员只需对少数有予取予夺自己乌纱帽的权力的上级官员负责，而无需对其治下的芸芸众生负责。相对于各级众多的下属而言，上级官员永远居于少数的位置，作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都决定了其不可能对如此众多而分散的每个下属都明察秋毫；而且少数上级完全具备被多数下属分头或合伙赎买的可能性（少数人则很难赎买若干倍于自己的大多数人），这样，权力寻租或者说腐败发生的概率必然加大。鉴此，斩断权力寻租（赎买）的腐败之链的有效途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监督与13亿人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把自上而下派送乌纱帽的方式改为自下而上遴选，把自上而下在官员的政绩考卷上打叉或打钩的程序转变为自下而上。如此一来，权力即便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13亿人）的手掌心。在13亿双眼睛睽睽之下，权力必不敢寻租，官煤亦必不敢勾结。对权力的这样一种监督方式其实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那个词——民主。

　　说到民主，这里再啰嗦几句。中国台湾地区据说是个通行民主的地方，记得如今桎梏加身的陈水扁当年神气活现地做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总统”时，对其心怀不满的台湾人敢怒敢言，甚至敢在街上向他投掷臭鸡蛋而自身安然无恙。依笔者愚见，民主其实就是投向陈水扁的那只臭鸡蛋，在民主的环境中，任何贪欲充盈的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放那可能从任何地方不期而至突然袭来的臭鸡蛋。

　　山西方面推行“国进民退”的另一个有力的理由是减少矿难发生，提高煤矿安全水平，坚决不要带血的GDP。

　　其实，据笔者了解，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企业基本都是私营的，就连军工厂都是私营的（如美国），政府只是通过采购行为引导它们的生产。照山西煤业重组者的逻辑，那些国家应该是矿难遍地才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遍地私营企业的国度，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却大多为零。像澳大利亚，从2003年开始，达到了零死亡。其他如加拿大、德国、英国、挪威等国也都实现了煤矿开采零死亡。美国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采煤大国，其经济私有化程度恐怕是全球最高，该国近年来每百万吨煤死亡率一直在0．03以下。反观奉行“国进民退”政策的中国，2008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1．182，为美国的几十倍。

　　就拿山西来说吧。当地一家商报近日报道：今年前8个月，山西省发生各类煤矿安全事故50起，死亡169人，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占全省煤矿伤亡事故的40%和67%，而且国有重点煤矿事故起数同比上升25%，死亡人数上升375%。从这组数据来看，矿难的发生，于国有煤矿和民营煤矿，一个是“半斤”，另一个是“老八两”。而且，在事故死亡人数上，国有煤矿还是“大哥大”。今年2月发生瓦斯爆炸、致死74人的山西焦煤集团的屯兰矿，恰是山西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管理最严格的国有矿井之一。

　　这些数据不啻是对“私企矿难论”的辛辣讽刺。矿难的多寡、煤矿安全状况的好坏，与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关系不是太大，它同样主要与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只臭鸡蛋——民主监督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有关。推敲起来，私营企业制度反而会比国企制度更加有利于消除安全事故，原因同样在于产权设置不同。如果私企有受法律保障的明晰稳定的产权安排，私企业主一定会比产权虚置或代理链条过长的国企业主更加在意自己的安全损失。就像绝大多数私企的效率往往会高于国企一样，为自己干活和为别人干活的积极性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文章供稿：崔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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