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
文•袁乔
陕西方言“吃饭穿衣亮家当”，意思是从吃饭穿衣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底厚实。一个人的衣服反映他的经济与生活水平；现代社会中“穿衣”则与纺织工业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为基础工业部门，新中国纺织工业在60年间的成就令人瞩目。
从旧中国衣衫褴褛的普通民众，到今天琳琅满目的品牌时装，中国纺织工业不仅跟上了60年间迅速膨胀的人口步伐，而且在快速积累工业资本、出口创汇、创造就业等方面为共和国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初期：纺织工业的恢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纺织工业面临极大困境。一方面，经过八年抗战中日本的洗劫，后有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等局面，纺织工业受到极大影响，工厂生产萎缩，企业普遍资金短绌、开工不足。1949年中国棉布总产量仅占1936年水平的62.2%。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新生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国内棉花又因连年战乱产量不足，原料严重缺乏。迅速恢复纺织工业生产，保证军民消费需要、平稳物价，成为建国初期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建国之初，政府以基本保留原有生产指挥与经营管理结构的方式，顺利完成对国民政府遗留的官僚资本纺织企业的接管，使得这批纺织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工厂在接管3天内即有60%的设备开工。对于为数众多、产值占整个纺织工业67%的民族资本企业，政府先是紧急调运棉花，帮助他们维持生产，接着通过收购产品、给予银行贷款、统一调度原料、委托代纺代织等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到1950年9月，全国纺织工业生产大体恢复正常。
针对原料不足问题，一方面政府成立花纱布公司，开展棉花采购，并负责进口外棉，统一棉花供应。同时，扩大棉田种植面积，将棉田面积由1949年的4155万亩扩大到1950年的5679万亩，并适当提高棉粮比价，以求自力更生解决原料问题。
青岛国棉六厂青年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增产节约”运动中的突出人物。她自行摸索出“郝建秀细纱工作法”，创造了7个月细纱皮辊花率平均0.25%的新纪录，为当时全国棉纺织工业平均皮辊花率的1/6。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纺织企业内推广，到1952年，部属企业每件纱平均用棉量即降到200公斤以内，比1949年降低10公斤左右。
针对旧中国纺织企业与原料、市场严重脱节的问题，纺织工业部于1950年开始在武汉、郑州、咸阳、邯郸、乌鲁木齐等内地城市设立规模较大的新型棉纺厂。这些新建工程也为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准备。
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全面恢复，棉纱产量达到362万件，棉布产量达到38亿米，均比1949年增长1倍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国范围内纺织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缓解。
“布拉吉”的短暂春天
随着纺织工业的恢复，居民在“穿衣”上的消费也宽裕不少。据《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统计资料，1952年，我国人均棉布已达17.12尺。消费上稍稍宽裕使得新的生活风尚成为可能。新中国成立，干部服（改良中山装）、军便服、列宁装等服装，成为民众在生活上追求革命与新生活的象征。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纺织工业也开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呼和浩特等新兴棉毛纺织工业基地的格局初步形成，改善了从前纺织工业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的畸形格局。纺织行业的规模也得到极大扩大，五年内共建成棉纺锭240万锭、棉织机6.1万台。建国初期，我国的纺织机械制造水平极低，几乎所有设备均为进口，国内只有修配能力。1952年7月，纺织工业部成立机械局，开始自力更生搞纺织机械生产与技术开发。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除北京国棉一厂是引进民主德国设备外，其他新建设的235万棉纺锭和相应印染设备全部为我国自行生产。
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一切棉布和棉布制品在全国范围内凭证供应。这就是后来对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布票制度。在“一五计划”的几年内，由于纺织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棉纱、棉布的供应基本处于增长状态，因此刚开始实行的布票制度还未对人民生活产生太多束缚。
50年代女性服饰的变化也为这个时代做了一个微妙的注脚。5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到中国访问，看到女性着装色彩样式单调，建议中国女性应该穿花衣，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风貌。1956年1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者就直接在标题中呼吁：“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这一时期，流行“布拉吉”，是俄语连衣裙之意，多用碎花布制。与男女不分的干部服相比，布拉吉凸显出的女性美丽温柔的特质显得弥足珍贵。
不过，花裙子布拉吉的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57年下半年，随着国内“反右”斗争的开展，社会和舆论的风向立刻发生改变。花裙子再度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标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紧缩与调整时期的纺织工业
1956年3月，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钱之光，向毛泽东汇报纺织工业在“一五计划”内的建设成果。毛泽东对轻纺企业新厂投产一年多可以收回投资留下深刻印象，指示“你们为国家积累资金，很重要……多搞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1956年秋，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提出提高对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纺织工业的投资因此增加到21.3亿元。
然而，由于“左”的错误主导经济指导思想，1958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大幅减产。1960年，棉花收购量仅1924万担，比1959年下降1000多万担，纺织工业生产面临严重困难。1962年，我国棉纱产量下降到302万件，仅为1957年的65%。整个纺织工业系统的设备利用率只有60%。另一方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量减产，国家决定以纺织品出口创汇来进口粮食。1961～1963的三年间，纺织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料，对产品统一分配，增产质量好、使用价值高的纺织品。在这三年间，纺织品出口创汇达15.6亿多美元，每年换汇占国家外汇总收入的30%～36%，在我国外贸出口商品中占第一位。
纺织品出口创汇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粮食供应，但却使得国内纺织品供应更加紧张。1961年，棉布的社会零售量下降到8.8亿米，仅及1960年的1/3。为了稳定市场，除棉布外，另外11类主要纺织品也在此时期内开始凭票供应。从1961年9月到1964年8月间，每人每年基本定量只发3尺布票，加上并非人人皆有的补助和奖售，人均也才只有8尺棉布，尚不够做一套女春秋装。在这种情况下，节约完全成为一种必需。舆论风向改变尤为明显：50年代中期还存在的关于服装美的讨论在1957年后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教人通过改、剪、拼等工艺节约布料、延长衣物使用寿命方法的文章。《中国妇女》1960年第2期《充分利用旧衣服》，报道当时“服装行业正大力推广翻改旧衣的工作，使旧衣的利用率高达90%以上”，并具体说明“一件男大褂便能改成一套中山装或一套两用衫裤”。与此对应，许多女青年追求美、想穿别致衣服的想法，被指为“奇装异服”、“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受到公众舆论批判。
1960年冬天，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1960年棉花产量急剧下降，这样的形势逼迫纺织工业部门加快化学纤维生产的发展步伐。从1960年开始，纺织工业部组织科研和机械制造力量，自行设计、制造粘胶纤维的成套设备，在南京、新乡、上海等地建立一批中等规模的粘胶纤维厂。到1965年，全国粘胶纤维产量已达44900吨。60年代，世界上合成纤维工业迅速发展，我国纺织工业根据国内情况，1963年从日本引进年产1万吨的北京维尼纶厂，后又从英国引进年产8000吨腈纶的兰州化纤厂，这两个厂后来成为我国发展合成纤维的起点。八字方针指导下，自然纤维纺织工业逐渐恢复，1965年，我国棉纱产量达到716万件，棉布产量增加到63亿米，人均棉布消费数量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平。
文革时期：绿军装中的“的确良”
1966年，“文革大革命”开始。十年动乱，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靠边站”，纺织工业系统积累多年的经验被否定，许多企业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增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基础建设项目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布点，管理混乱，投资效果差。纺织工业系统的科技、教育工作也受到冲击，拉大了纺织科技水平与国际的差距，并造成技术人才严重不足、青黄不接。
纺织工业尽管受到巨大冲击，但作为保障全国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基础工业部门，还是得到国务院的重视和地方的支持。周恩来总理为解决纺织工业的原料问题，年年亲自主持棉花会议，抓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但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纺织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4%，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在这一时期依然未能得到根本好转。
化纤行业的发展，可能是十年动乱中纺织工业最大的亮点和成就。为了弥补天然纤维纺织品的不足，1970年，周恩来总理给轻工业部下达“轻工业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天津石油化纤总厂、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四个大型化纤项目开始着手筹建。这期间，化纤工业建设总规模达到四十几万吨。全部建成后，连同原有企业，可使化纤工业总规模达到年产65万吨的水平。四大化纤生产基地后来成为我国化纤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纺织工业体系的完整确立。
“的确良”出现和进入城乡居民的消费领域，是这一时期我国纺织生产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衣服面料，“的确良”衣物一度是时髦、讲究的代名词。“的确良”即涤棉混纺织物，与纯棉织物相比，“的确良”面料做的衣物色泽鲜亮，而且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快，很快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70年代，自然纤维纺织生产受农业原料不足的限制，全国棉布供应持续紧张，人们穿着的衣物，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挺括鲜艳的“的确良”的出现，不仅让当时习惯灰蓝绿黯淡棉布的群众眼前一亮，而且因为它耐用耐磨，做一套衣服可持续穿着好几年，能够节约布票，因此很快风行全国。
“的确良”7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风潮，与纺织工业化纤行业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70年以后，纺织工业部根据国际市场化纤纺织品的动向和国内市场趋势，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企业，增添了精梳、染色等专用设备，“的确良”涤棉混纺产品得到较快发展。1971年，“的确良”纺织品产量还只有0.6亿米，1975年就发展到5.1亿米。
脱下“人民装”的人民
文革结束，国家政治生活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工农业迅速恢复发展。1978年，党和国家对农村经济政策做重大调整，对轻纺工业实行扶植的“六优先”政策，纺织工业也在内部进行“转轨变型”，改革计划管理，逐步增强市场机制作用。在这些政策调整的影响下，棉、毛、麻、丝等农业原料产量大幅上升，纺织工业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1984年，我国棉花产量达1.25亿担，比1978年净增8000万担，六年间每年递增19%，相当于前25年递增速度的5.6倍。同样是在这六年间，化纤平均每年递增17.1%，纺织工业总产值递增10.9%，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前29年的平均水平。
生产迅猛发展使得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在这个时间段终于得到解决。1983年，在人口比解放初翻一番的基础上，布匹的年个人分得量达到19.4米，是1949年的7倍。纺织品市场出现转折，从过去长期供应偏紧转变为供应比较充裕，买方市场开始形成。1983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以商业部名义发布通告：“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从此，我国纺织品结束了限制供应的时代，纺织工业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从80年代开始，纺织工业开始沿着两个方向飞奔。第一个方向，是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分工与竞争。1978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陈诚忠找到经营毛纺生意的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希望他帮助中纺公司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曹光彪认为当时国产毛衫质量、花色落后，内地工厂管理也不尽如人意。于是建议由他在接近香港的内地地区办一间工厂，内地提供土地，香港方面提供设备、厂房和人员培训，工厂为他在香港的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原料进口和产品外销皆由香港方面负责，设备费用以加工费作为补偿。
曹光彪这一建议即是后来影响中国经济甚巨的“三来一补”贸易形式的雏形。“三来一补”的形式创新，适逢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纺织工业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时机，使得当时中国能够利用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整个80年代，在外贸带动和国内消费的双重刺激下，纺织工业的规模增长是惊人的。1988年，海关统计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达到118.3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的比重上升到6%，位次上升到第五。纺织品出口换汇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商品。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72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5%。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额双料居世界首位。
另一方面，纺织工业继续为全国人民提供大量丰富的纺织产品。过去30年内服装极为单调统一的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内经历服饰上的极大变化。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灰蓝绿的中山装或军便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经济的宽裕，“时尚”概念又慢慢地回到中国大地。1979年，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带着12名模特应邀来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法国时装表演。这场开先声的表演当时被“严格控制”，只允许相关部门内部观摩。然而，这场悄无声息的表演仍然为中国人带回“时装”、“品牌”、“设计”等理念，人们开始意识到，除革命的人民装之外，还有其他美丽的服饰可供追求。
在这一时期，许多外来的服装式样流行一时：喇叭裤、蝙蝠衫、风衣、萝卜裤，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80年代的文化地标。等到80年代中后期流行牛仔裤，成衣开始慢慢进入普通群众的视野，但此时品牌概念依然十分模糊。当时著名的“广州牛仔裤”，虽然已经以成衣形式出现，但是依然以地域、产地为标识，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牌子”。等到90年代服装制造业开始成为我国纺织工业中的新秀和主力，各种品牌、“牌子货”悄然进入人们的生活，我国居民就彻底完成了从“做衣穿”到“买衣穿”的转变。同时，我国居民也不再为一种新的款式或面料而引发持续震动；相反，对服装设计、剪裁、制作工艺的要求越来越高。
后WTO时代与后金融海啸时代的中国纺织工业
今天，我国纺织工业面对两个最主要的形势变化：一是后WTO时代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及面对挑战；二是2008金融海啸过后，纺织工业如何保持继续发展。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纺织业虽然也遭遇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以特别形式对中国纺织品的贸易合围，但纺织服装产业依然实现平稳增长。2008年世界范围内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外贸出口行业首当其冲。作为中国出口外贸的重要组成部门，纺织业也承受不小的打击；同时国内内需不足,进一步使压力加剧。有数据表明，2008年前10个月国内纺织行业出口虽然依旧保持同比增长，但增幅较2007年的19.74%下降了11.31%；一贯表现强势的中国纺织服装业似乎出现较为明显的衰退迹象。
不过，如果按照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总公司原轻纺部副主任张其伟的说法，金融海啸并未撼动中国纺织工业根基。张其伟认为，我国纺织工业一直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一点与曾经的纺织大国英、美、日、韩等都不同。这些国家的纺织工业在全盛时期，产品有一半甚至大半外销；我国目前虽然占国际纺织服装市场比重较高，但就整个国内纺织工业规模而言，国外市场最多时也只占1/3比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纺织品服装需求空间也将持续增长，国内市场还有空间。因此，尽管遭遇了较大挫折，可预计的未来应该依然是乐观的。
无论是应对WTO框架内的贸易战，还是金融海啸过后的萎靡环境，都需要我国纺织工业从内部调整，发扬优势,弥补不足，方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保持辉煌。现阶段，我国纺织工业面临的几个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纺织产业还停留在以制造、加工为主的较低级阶段，纺织企业多凭借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长期走粗放式高速增长的路子，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较低,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以“微笑曲线”理论观之，则我国纺织产业现在还多集中于“微笑曲线”的中部，附加值较高的设计、销售曲线两端则显得力量薄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说，改革开放30年来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创意的相对薄弱。
其次，经过多年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失去。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2005年开始的“用工荒”不断蔓延；另一方面企业严重缺乏有一定知识技能的熟练技工。在成本优势下降、周边国家（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纺织产业兴起的情况下，我国纺织产业依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未能及时完成由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型，因此竞争形势更趋激烈。
在现今形势下，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升级是当务之急。首先，针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可利用国内现在东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的差距，考虑国内的产业结构转移，将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纺织原料的主要产地，建国前三十年建成的一批纺织工业基地也为纺织工业的结构转移打下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在基础建设上投入颇多，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铁路，与前些年相比，也具备了较好的物流环境。劳动密集型纺织企业内迁一方面可帮助实现东部的产业升级，也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东部纺织工业发达地区可尝试以专业市场为依托、走产业集群化的道路。东部沿海地区虽然是近30年来纺织工业实力最雄厚的地区，但由于多为出口外向型企业，以加工外来订单为主，因此产业布局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意识和集群意识。可以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形成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实现区域分工合作，带动集群整体增长；专业市场之间又可构成网络交流，以点带面，形成大的产业区。
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我国纺织产业要实现从外向型转向内需消费拉动、从低端加工生产向中高端的升级转变。实现这一转型，需要企业自身从科技力量、设计、品牌建设、管理体系、营销等多方面加强实力，国家也应给出相应的政策扶持和投资支持。改革开放30年来，在品牌建设方面，我国纺织工业中高端品牌还只有少数，大量国外中高端品牌占据我国的消费市场，应该说，在品牌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可作为之处的。需要指出的是，内需消费拉动增长型，以及由低端加工转向中高端品牌建设的升级道路，对中国纺织工业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言，也并非完美无缺的万灵丹。
凭内需以及中高端消费拉动产业和经济发展，遵循的还是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逻辑；然而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种逻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正是由于过多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导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终于因为次贷危机而出现整个国家的信用崩盘。就中国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企业家一味追捧附加值和利润率较高的中高端品牌生产，必然造成利润率较低的低端产品市场空虚。同时，由于中高端品牌的消费受众较为局限，广大普通民众仍然需要价格低廉的低端产品，因此这一部分广大的市场份额不得不由进口来补足。这种消费习惯和产业风气如果长期持续，那么中国也有可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债务国——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健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对产业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不同层级之间的协调互补，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率的同时，不能忘记纺织工业保障全国人民衣被供应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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