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金融手段是一种进步

　　今天，经济复苏刚刚成为现实，“经济不平衡”就成了西方经济学舆论中的主调。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防止危机再次出现的手段是货币政策。更明确地说，是汇率。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不平衡可以是扰乱现有秩序，也可以是呼唤新兴秩序。关键要看现有秩序是否容纳得了新兴的经济力量。在历史上，新兴经济力量的出现会导致资源和市场的再分配，而资源和市场的再分配往往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有可能通过金融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人类的进步。

　　人民币同美元之间的汇率问题一定会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动机而言，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美国许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议员，真心相信人民币确实被操纵。同样，在经济学家中，尽管日本和德国的情况都证明汇率并不是产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不少人仍然持有只要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观点。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严重的一叶障目的思维误区。

　　在达成国际共识方面，一件国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容易解决的小事，在国际上往往需要经过反反复复几十个回合，才能以大家接受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如何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了。在消除思维误区，实现合理共识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进行不同的探讨，对各方面都会有帮助。

　　说人民币被操纵是一种武断

　　说人民币被操纵是一种武断，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这个前提是假设参与世界交易各国的生产效率、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是基本相似的，因此，如果交易的两国之间出现大量贸易顺逆差，那么，有顺差的那一国一定是通过操纵汇率而从有逆差的那一国得到不公平的盈余。这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时的立场。

　　一种货物的价格是以本国生产货物的生产率为基础，而不是以他国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率为基础。人民币币值主要因素来自中国商品的低成本和高生产率。一种货币在进入国际贸易之前，首先是国内贸易的价值体现者。国际间货币价值的比率，是以两种货币各自在国内的购买力为基础。外汇储备的多少或贸易顺差的大小同汇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都说明，以价格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往往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以汇率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则往往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困难。有的经济学家坚持说中国应当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来维持交易秩序的稳定，认为这样做对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有好处。这样的论断是缺乏历史佐证的。如果日本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一种货币币值过高，如果其他货币按照该汇率可以兑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比该货币在本国市场中能够兑现的价值更高，那么，持币人就有可能宁愿将货币藏在床垫下，等待承诺价值的实现，整个经济因此会面临通缩的风险。

　　美元的两难地位

　　美元其实有着双重的身份。它既是美国的货币，也是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目前对美元贬值的恐慌，大部分是因为在概念上将美元的这两种身份混淆起来。眼下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有65%是通过美元实现的。美国联储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美元贬值，从理论上说，应当只影响到用于美国经济的那一部分美元。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ll)”金融机构。因为这两种概念上不同的美元在实践中是同一实体，所以，所有使用美元作为储备的政府都不得不扶植美元，尽管这样做未必一定符合美国的意愿。

　　这些国际美元所代表的财富不再完全是为美国的经济状况所支持。各国用来控制这些美元流动的利率，也是由各国政府各自制定的。今天已经有欧洲美元同美国美元的交易。以后还会有亚洲美元或中国美元同美国美元的交易。因为它们之间的利率各不相同。美国的债券是由美国政府担保的。如果明天美国政府破产，这些债券就一钱不值。但是，即使美国政府明天破产，各国政府之间一定会协商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来取代手中持有的美元，继续进行交易。由世界储备货币这一部分的美元所代表的财富，不会因为美国政府的破产而消失。

　　世界上目前没有一种交易机制可以将这两种理念和内涵都不同的美元在价格上剥离开来。市场交易确实是发现价格的地方，但并不一定说只要有市场交易，价格就不受人为的影响。美国的货币其实是由两个部门来管理的。一个是联储，它主要控制货币的流通和通胀。一个是财政部，它主要控制汇率。换句话说，联储决定美元在国内的“含钱量”，财政部监控其他国家是否根据美元的“含钱量”而对自己货币的“含钱量”进行调整，调整到在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中不至于出现大量贸易顺逆差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历史沿袭下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体制。联储的存在，按照费里德曼的说法，就是要用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来同市场的力量相抗衡，制定对美国经济有利的货币政策。任何货币的交易，都是在政府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之下寻求价格。所谓货币操纵，是相对而言的。

　　二次大战之后，因为美元同黄金挂钩，欧洲和日本在经济恢复中又都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就有了靠发行美元就能增加财富的优势。60多年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当然给美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好处，但是，它也磨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爆发生命力的机遇。现在，由于世界各国持有的大量美元，美国政府和联储在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整国内经济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一位联储银行的主席曾经对我说，你不需要问任何一位政府或者联储的官员有关美元政策的问题，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强势美元。试想一下，如果他说美国要实行弱势美元，明天国际货币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按照马丁·沃尔夫的分析，这次美元的调整对美国是件好事，一方面，它是人们重振信心的纠偏，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美国减轻在国际上的债务，同时降低国内通缩的风险。

　　1929年危机之后，罗斯福将美国经济带出困境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美元贬值。尼克松也是通过把美元同黄金脱钩这种货币运作部分解决了国内的财务困难。如果马丁·沃尔夫的分析是正确的话，美元贬值对美国减轻债务和经济复苏都有好处。可是，即使美国政府有意要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由于金本位不复存在，“钱”不再以相对纯粹的形式存在，要贬值就必须要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钱”作为参照物。要实行这样的政策，首先会碰到的问题是相对什么价值来贬值。

　　货币贬值同通胀不是一个概念。货币贬值是相对其他的币种贬值，与此同时，国内物价仍然有可能保持稳定。通胀则是货币丧失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付力。在今天的世界储备中，美元本身就占了65%的份额。如果把世界储备的总和作为一种虚拟黄金，那么，要相对这样的虚拟黄金贬值，对美元来说，其中只有35%的价值具有相对可贬性，况且，美元每贬1%，世界储备这种虚拟黄金的价值就相对贬掉0.65%。不但港币这样的同美元直接挂钩的货币要跟着贬值，而且，人民币这样的使用一揽子货币综合定价的货币也会跟着按比例贬值。

　　美元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美国在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方面活动余地变得非常小。美元实际上成了一种65%同世界货币储备挂钩的货币。巴利·艾琴格林和道格拉斯·厄尔文是美国的两位相当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最近指出，从1930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来看，那些为了对付通胀，货币同黄金挂钩，缺乏独立货币政策的国家，往往会采取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来应付危机，而货币政策灵活的国家则有更多的金融手段来处理危机，不必求助于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庞大的美元世界储备以及全球主要商品、债务和衍生品用美元结算的现状，迫使美国货币制度落入了一种半金本位制的状况。政府因此失去了金融政策方面的灵活性。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无法像罗斯福和尼克松那样，将美元的贬值同美国国内的通胀分离开来。在目前的世界金融格局里，对美国来说，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和美国最大的债券国将自己的货币同美元脱离关系，让美元单独贬值，是摆脱困境的一种途径。

　　人民币国际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这次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是西方和东方国家之间的消费和储蓄不平衡造成了这次危机。现在，危机结束了，又有人说促成这次危机的是债务国同债权国之间所持现金的不对等，而阻止现金流回债务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接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大量储存硬通货以备不测。这反映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长远说来，对一个经济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来说，依靠别人的货币来管理自己的财富是不行的。

　　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解决世界金融结构不平衡的一个关键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了，才能建立一个真实反映经济力量分布的多元货币结构，取代以美元为中心的过时的世界货币体系。他们认为这至少要花30年的时间。国内的专家好像还要悲观一些。

　　我在美国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国际金融会议，能够面对面地听到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见解。我最深的感受是，所有的西方经济理论都解释不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现实。中国经济的规模、政府管理同市场经济之间的能动关系、内在的政治稳定、精英选拔的体系、劳动力的充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强调教育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重视和谐的社会底蕴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所产生的动能，远远超出了欧美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这样的经济实力无疑足以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后盾。在人民币背后有统一的政治实体、统一的财政政策、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的货币方针、统一的资本市场，统一的军事力量。就这些条件而言，人民币比欧元有更大的优势。

　　任何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前，都有一个斗争的过程。如果想要等到别人认定之后再去努力，那么，这一天就永远不会来。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发放债务都是很好的开端。尽管开始时会有困难，人民币确实有它代表的实力，那么，持之以恒，局面会逐步扭转。人民币成不了国际货币，中国经济就永远像是20岁的青年只能穿着10岁孩子的衣服。美元所代表的金融秩序容纳不了中国经济的实力。

　　有人强调如果没有人民币的交易市场，人民币就不可能国际化。人民币在国内应当至少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掉期合约，这样，起码可以在不转换所有权的情况下调剂使用外币的需要，解决黑市换币的问题。不过，在国际上的现实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使用人民币和需要交换人民币，那么，即使有这样的市场，也只会是一个投机市场。所以，首先要在贸易和借贷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然后再建立交易市场。

　　美国有一位专门分析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作家，叫扎克利·卡拉贝尔。他在《华尔街日报》就美国的赤字和中国的挑战发表过一篇文章，用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为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他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许多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含义。

　　1946年英国因为财政困难，不得不向美国举债，要求美国借给它一笔50年到期的零利息的50亿美元的贷款。这样的贷款条件在当时相当通行。出乎英国政府的意外，华盛顿拒绝了。英国政府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再同美国谈判，美国政府同意借给英国37亿美元，利息是2%。同时，英国政府必须同意遵守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条约，用美元作为汇率标准，让英镑自由浮动。而且，英国必须结束它的殖民体系，不再向进出印度等殖民地的商品征税。换句话说，美国用37亿美元的贷款，不但从经济上得到了好处，而且结束了大英帝国。以此类推，中国的2万亿的外汇储备显然是国力而不像有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是累赘。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它可以成为用人民币发行债务的后盾。

　　中国的大量储备主要来自贸易的顺差，而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低成本的劳动力。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如果跟不上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那么，这样的失调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过高的汇率。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同靠出口原料的国家的情况有一点不同。

　　一个国家如果靠出口原料而积累外汇储备，那么，在积累外汇的同时，出口条件本身在逐步下降，因为原料越挖越少。中国在出口商品的同时，劳动力质量、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商业运作水平和国内市场需求都在随之增长。也就是说，出口条件在逐步改善。靠出口原料和商品而积累起来的储备是不是会被通胀和高汇率给销蚀掉，这取决于能否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本国的需求和经济发展能力将这些储备吸收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中。所谓增加消费，并不只是指花钱买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资金从无风险的储蓄转入有风险和高回报的投资中。

　　经济学家在谈到货币国际化时，往往都将具有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作为前提，股市将闲置资金转化为生利资本，将创业者的想象变成消费的现实。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3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消化贸易顺差提供了条件。一个有效的股市是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枢纽。

　　(作者系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