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为了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及政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论坛上的精彩发言：

　　谢谢迟福林院长。刚才听了侯主任、许会长的发言，我非常受启发，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就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G20召开以前，美国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当时中国就说非常反对这个框架，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文件，我也觉得这的确是美国想推卸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理论借口，但是我觉得里面也包含着几分道理。刚才像侯主任所说的，全球化确实是对各个国家都有利，但是全球化毕竟不是那些提倡贸易的经济学家推动的，发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包括那些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人物。我觉得金融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中美之间。我们的估计是，中国会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现在世界经济确实是失衡的状态，这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中国来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失衡：

　　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走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出口导向的经济有其历史作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贡献非常大，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是内需跟不上的话，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我觉得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刚才许会长说的我非常赞同。前段时间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到中国来，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富裕国家借钱给穷国家，没有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道理。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开会，日本朋友说这下子可好了，美国找到一个付账单的新伙伴，日本付账单已经付了多少年了。日本人说，中国继续买美国的国债，不买也不行，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绑架你买下去。日本人说实际上美国人打伊拉克炸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出的，美国牺牲掉他们的一些战士，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人付的账。我觉得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维系下去。出口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花那么大的精力来鼓励出口。

　　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曾经也是想促进内需，但是那次因为是亚洲的危机，不是欧美的危机，所以来自西方的需求量还是有，所以促进内需并不是很成功。这次危机来了以后，当成很好的一个机会，有关部门也是用很多的方式继续促进出口，有出口补贴。我觉得很多方法不是很公平，假设你继续鼓励出口，就相当于穷的省份补贴富裕的省份，就相当于贵州补贴广东，这个没有很多的必要，应该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推动内需，因为外面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再这样下去尽管能维持，花的精力很多，取得的成效会很少。

　　第二个不均衡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均衡。中国国有部门本来就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十大产业，好多都跑到国有部门去，大家知道现在“国进民退”，从历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一些学术界的讨论，大家讨论私有化，我觉得完全的私有化也不现实。中国的国有经济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几千年都是国家要垄断一些关键的部门，但是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国有企业毫无边界，非国有部门越来越小，非国有部门本来就是非常弱的，国有企业借这次危机反而扩张很厉害。许多企业无论是效率、市场方面都难尽人意，正因为这样中国才需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是现在一种严重的失衡。本来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结果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真正变成危机了。

　　第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现在中国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大，上次国资委领导说我们不是有500强，大的在世界上都是排名越来越靠前，但是只是量大，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中小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无论是就业也好，改善收入分配也好，起了很多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如果要取得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只能靠中小型企业，不能靠大型企业。中国的收入分配为什么会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够发达。好多人主张国家的二次分配，我倒觉得如果是一次分配、也就是经济结构一次性分配做不好的话，二次分配再有效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国家再补助他也是很贫穷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在任何国家都这样。我觉得从理论上说，中国还是很重视中小企业，但是真正的政策支持还是较少。前段时间我到珠江三角洲考察，中小企业困难非常大，这个问题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第四个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前面30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投资启动的，都是生产性的投资，像一些基础设施，制造业也好，都是生产性投资。中国的社会性投资，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环保、教育等方面比较少。因为各级政府都是短线投资，政府官员就说我投资下来三五年要见效果，社会性的效果不明显，投资就较少。中国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消费型社会，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而是中国人不敢消费。我在欧洲很多年，欧洲人像英国的家庭，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三千镑的存款了不起了，到处消费，借钱消费，看病、上学不要钱，有了房子以后要钱干什么？中国老百姓怎么敢消费，很多要做预防性储蓄。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就要社会性投资，就要社会改革，这个政策方向很对头。社会改革需要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有了钱用不出去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既得利益太多了，很多国家社会改革很难，是因为没钱，中国的问题是有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可以把很多钱花到社会性投资，不过还是很多花到生产性投资，这是一大遗憾。只要社会性和生产性投资不平衡的话，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很难建立起来。

　　最后一个是新的现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前我们理解政府和市场是两个领域，中国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市场成为政府的工具，这一点很厉害。现在国有企业大鱼吃小鱼，国有企业吃非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这是非常厉害的，都是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的，中国特有的现象。政府可以规制市场，政府怎么规制自己呢？自己在利用市场了。市场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是现在市场的主体却是政府，尤其是政府背后支持的国有企业。这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我觉得这个现象发展下去对中国以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我是觉得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有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制度性建设有非常大的阻碍，为什么西方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很发达，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什么东西都要社会去做，一方面鼓励社会发展，鼓励经济创新，另一方面有要很多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向社会吸取资源，中国几千年来政府老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产业很放心。我觉得中国因为国家大，应付危机，国有企业是需要，但是如果这个方面不平衡，我觉得中国以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今天讲经济转型，经济危机，我觉得如果这真是一个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型是好事，但是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转型，这个危机就很可能把中国拖住了，中华复兴将会延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