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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何以成为诺奖经济学家?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作者:陈支农
2009年11月03日09:28

  北京时间10月12日下午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其中,现年77岁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女性获得者。这一结果出乎大多数媒体甚至专业机构的意料之外。那么,在这样的获奖冷门背后又隐藏着何等卓著的成就?令全球经济风云突变的这一场金融危机又在本次诺奖评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奥斯特罗姆:

  实至名归的意外之喜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不仅媒体,就连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陌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予以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于美国,她是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是自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与其说她是一名经济学家,不如说她是一名政治学家。不过自本科开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开始花大量的时间读经济学。当她读博士时,选读了经济学的辅学位,学到了基础的经济学知识。

  奥斯特罗姆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大胆挑战传统的公共经济治理观念,驳斥了传统上认为公共财产难以管理因此需要彻底私有化或交由中央当局统一监管这一理论。她对公众管理鱼类资源、农场、森林、湖泊和地表水等公共资源进行了大量实地研究并得出结论,即公众管理的效果通常要好于标准理论预期的结果,公众用户往往能够为管理利益分歧而设计出复杂而高明的决策机制和执行规则。

  不过,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成就和研究目标并不在于说明公众管理总是优于私有化和集中监管,其价值在于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公共资源治理实践中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并进行系统化比较。其研究的目的在于说明管理公共财产需要以长期发展的规则和程序为基础。因此,公众用户要比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等局外人想象的更加熟悉情况,也更加敏感。奥斯特罗姆认为,内部治理完全有可能成功,而成功治理的一大关键特征就是公众积极参与规则的创建和执行。她认为,由外部施加或由内部权威角色单边发号施令的做法缺乏合理性,公众违反规则的可能性也更大。同样,由内部而非外部作为监督和执法主体,其效果也往往略胜一筹。通常人们认为监督和审查是国家的责任,而奥斯特罗姆实地研究的重大发现就是个体用户存在很强的参与监督和审查的意愿。为证明这一点,奥斯特罗姆甚至进行了创新性的实验室实验,发现许多人甚至愿意付出个人成本来惩罚违规者。

  奥斯特罗姆是公共资源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她的研究,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如何相互影响,从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她的研究显示了几千年以来人类如何创立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管理自然资源,以防止生态系统崩溃。不过,奥斯特罗姆还表示,虽然人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类也应为无数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负责。人类和生态体系的相互影响是多层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来解决个别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著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和论文《制度的语法》、《美国政治学评论》、《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分析:1997年总统演说与美国政治学学会》等。

  奥利弗•威廉森: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比起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另一位获奖者奥利弗•威廉森可谓“鼎鼎大名”,他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界的畅销读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是影响甚大,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必读书”。

  威廉森193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奥利弗•威廉森所创立的理论被许多企业视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方案。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该学派的启蒙者高斯曾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威廉森则将重心放在了企业边界的经济治理上。自1971年起,威廉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书籍,阐述市场和公司应被视作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其区别就在于二者解决利益争端的方式不同,各有千秋又各有欠缺。他认为,市场的缺陷在于讨价还价往往会引发争端和分歧,而在公司里面可以通过使用权力来减少或者避免这种争端,其弊病是可能出现权力滥用。威廉森提出,市场相对来说运转得更好,是因为市场中通常存在许多类似的买方和卖方,买卖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找其它的交易伙伴。因此,威廉森的理论就是人们之间的彼此依存度(或者排他性)越高,就越倾向于在公司边界内部完成交易。换句话说,这种彼此依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有多大的可能可以在买卖双方这种关系之外得到解决。比如说,煤矿A和电厂B构成买卖双方,煤矿A与其它电厂或电厂B与其它煤矿的距离越远,则A与B结成公司的可能就越大。

  威廉森理论的精髓在于,在交易复杂且买卖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在公司内部管理行为要更加容易,这已经在许多其它的行业得到了广泛的测试,且有其强大的实证支持。根据他的理论,大型私有公司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他们能将企业的所有者、工人、供应商和顾客这些要素都纳入同一制度管理之下,而这种内部治理往往可以带来高效运行。而在企业不能提供高效收益时,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根据威的理论,尽管大型公司有可能滥用权力,比如进行政治游说或者谋求垄断等等,但是直接监管这些行为可能要好过通过政策来限制公司规模的做法。

  奥利弗•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1964),《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市场与等级制》(197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治理机制》(1996)等。

  看似无关危机实则另辟蹊径

  本次诺奖一改过去与时事联系相对松散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事实上这一点外界早有预期,此前曾有人戏言,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了市场效用理论的专家,则将成为诺奖史上的一大笑话。如今看来,最终折桂的两位学者都是做经济治理研究的,探索的也都是制度范畴的问题,一位推崇关注公众内部治理,另一位则强调监管企业行为而非限制企业规模。具有如此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对于后危机时代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说,当前金融危机虽然是评选委员们确定获奖者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所占比重不大……我们不希望若干年后发现相关理论站不住脚”。

  事实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应对这场危机的新思路。次贷危机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大到不能倒的公司、高额分红、风险承担行为以及危机应对中的政府角色等都与两位获奖者的研究相关。曾在威廉森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学教授巴拉克•里奇曼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我们过度信任那些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大型机构。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理解公司、政府、监管者和法院这些非市场机构是如此重要。”

  在后危机时代,为了避免危机重演,不断扩大政府权力是否是正确方向?这恰好是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领域。曾在奥斯特罗姆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保罗•艾利吉卡说:“在她之前,人们通常的想法是:‘让政府来管’,因为如果放任个体为所欲为,公共资源将被耗尽。”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了,对许多公共资源来说,政府接管或者私有化并非是最好的运作方式,资源使用者通常可以发展出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制度上,格林斯潘一味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金融危机之所以从次贷危机发展到金融危机,也和金融制度一系列不完善性有关,有了制度上的不完善,才会做泡沫,泡沫越做越大,最后才破掉。

  此外,在企业理论里,企业理论是发展最大的一块,特别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非常受重视,所以现在到处讲“公司治理结构”,这说明制度很重要,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奥利弗•威廉森来的,他研究的理论运用到了企业实践中,就落实为“公司治理结构”,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研究的理论对于现实有特别的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有将近半个世纪了,可以说它们都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分支。虽然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是很久以前的,但这些理论仍跟现实经济有着很大的联系,不排除评审委员会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寻找更符合当前全球经济现状的经济理论。把奖项授予他们,反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贯的作风:对经济理论来说,赶时髦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

  新制度经济学再成主流

  与此前有关人士预测的热门研究方向不同的是,获奖的两位学者研究方向均为制度经济学。

  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制度经济学派也已从原来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现在的“显学”,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37年高斯《企业的性质》发表。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高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高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森、德姆塞茨等人对于这个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

  当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气候变化问题的空前关注,此前多家专业机构和网络媒体推出的或八位或六位不等的热门候选人物,分别为货币理论、环境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几位国内学者在得知评奖结果后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的发生、环境问题的加重,根源都在于制度的缺失,这些热门学者的落选和两位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获奖,从一个侧面表明,相对于技术性、应用性学科,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制度。

  制度经济学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已经是三度折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罗纳德•科斯,正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此次评奖结果,使得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被再次强调。

  获奖理论如何“洋为中用”?

  本次诺奖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也是有普遍的参考和启示意义。比如,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第三方组织,对于生态环境、淡水、矿产等这样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对种植和养殖等生产领域,其组织形式应当如何确定,其组织的规模多大,其经营体的边界在哪里?它们需要结构较为复杂的大公司来管理吗,它们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组织方式吗……如果组织的复杂性和成本大于其简单的生产和收益时,组织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个简单和小规模的组织方式,去应付复杂的生产经营局面时,如一个家庭组织去管理和经营一个或者多个特大型和现代化的钢铁厂时,企业内部组织的规模太小,太简单,其也无法运行和生存。这就是企业的边界。

  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影响下,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加强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带来了低效,即“管制失灵”。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开始对管制进行改革,此次获奖者所从事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公共事业的规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对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国,随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体制转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中国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在其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林毅夫、周其仁、刘伟、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包括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它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来研究。

  经济学不是哲学,它必须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对当前的经济难题提供合理的解释甚至解决的路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关于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等方面的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曾经获得过诺奖,但是它们被一些投资机构用来创造复杂的金融产品,而普通人对其学习的成本又很高,政府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将诺奖颁给上述学者与他们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经济学奖励方向的调整。

  从新制度经济学广泛的意义讲,在投资人与复杂的基金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并且投资人学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种监督管理风险的制度供给,来满足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众监管,而减少信息了解及其学习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变成金融灾难的制度需要。此次将诺奖颁给这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她)们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及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响的成果,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都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那么中国人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呢?在部分国内经济学家的眼里,虽然获奖的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已是过去时,但这些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理论所覆盖的范围对我国执行公共政策和完善企业制度都很有益。中国经济改革走到现在,政治制度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怎样保护国家产权、集体产权等。水资源也是集体资源,但个人污染了河流就侵犯了公共产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再比如煤老板挖煤,煤老板发财就是因为国家资源没有受到保护的结果,煤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有资产,却让煤老板赚了钱,这说明制度上可能有问题。

  此外,很多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里发生了问题,实际这些企业发生问题背后的根源都在企业治理结构上,也就是企业的制度问题。很多企业很简单,就是一个老板说了算,但老板有些决策并不一定正确,所以导致了很多企业破产。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就是如何从国家的角度建立制度保护公共资源,也就是国家的资源、全体人民的资源,从企业来说如何(建立)一种制度使企业健康、正常地运行,这对中国的改革非常重要。

  【链接】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1895年立下的遗嘱,诺贝尔奖项只包括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医学奖与和平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评定,评委会包括5名到8名成员。每年评委会从世界各地收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有200个到300个。在经过资格确认、初选、复选后,评选结果在每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颁发给单个人,也可以最多由三人分享,其主要目的是表彰获奖者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新的经济分析方法等领域所做的贡献。

  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典国王亲自向经济学奖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金质奖章和奖金支票。与去年相同,今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979万元人民币)。 ■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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