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理事谈IMF改革：中国的权利、义务与准备

　　最近，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受人关注的话题是“改革”——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

　　什么是各国在IMF中的份额，份额的多少意味着什么？根据IMF的规定，对于非重要事项，只需简单多数，即50%以上的赞成票就可通过；对于重要事项，必须获得70%的赞成票；对于重大事项，必须获得85%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目前，美国拥有IMF16.77%的投票权，能够对所有重大事项实施“一票否决”。西方7个主要国家拥有45%的投票权，拥有对绝大多数事务的决定权。一个成员在IMF的份额，既表明了该成员应承担的义务，也决定了其在该机构中投票权的多少。

　　因此，当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2/3的时候，改革IMF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兴国家要求增加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

　　9月4日，“金砖四国”国家财长在伦敦发出呼吁，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7%的份额。在9月底的匹兹堡G20峰会上，最终的决定是“至少转移5%”，这比“金砖四国”所希望转移的份额要少。对此，IMF总裁卡恩解释说，2008年4月的份额检查得出结果是要转移2.7%，再加上匹兹堡峰会决定的5%，实际上已超过了7%。

　　然而，卡恩的“7%”并不是“金砖四国”提出的“7%”，后者是要求在2008年4月检查的基础上，再额外转移7%。

　　IMF份额的转移，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国应该在其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学习谈判的技巧，在政府层面应做出哪些应对准备。借IMF日本理事小手川大助应《环球》杂志邀请，来北京参加“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的机会，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小手川大助进行了专访。

　　小手川大助自2007年起任IMF日本区执行主任。此前曾于1997、98年先后在日本财务省证券主席团和日本金融监督局任职。此外，他曾在日本财务省秘书处、预算处、税收处、金融处及国际事务处等部门工作。小手川大助曾代表日本参与过多次国际谈判，如美日贸易框架协商、世贸组织的金融服务谈判、美日在结构性障碍倡议方面的谈判、世界银行集团增资谈判(该谈判使日本从世界银行贷款排名从第五跃居第二)、日元-美元委员会和经合组织(OECD)准则中的转让定价的谈判等。

　　IMF改革：中国可以借鉴的日韩经验

　　《环球》：小手川先生，你是IMF的高级官员，日本政府在IMF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位财政金融学者，能否从这三种身份的角度，谈谈你是如何看待IMF改革的，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要求增加在IMF的发言权问题？

　　小手川大助：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和读者朋友分享一下我个人比较特殊的三段经历。

　　第一段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我在到IMF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当时见证了日本在世界银行的排名由第五位上升至第二位。

　　第二段经历，是1997-1998年，当时日本正在处理泡沫经济破灭后遗留问题，我恰巧在日本政府担任要职。在这次清算中，我的一些在中央银行、财务省的好朋友因为丑闻被逮捕入狱，甚至有些人自杀了。

　　第三段经历，是我在IMF的任期将于明年7月份结束。我没有继续谋求更高职位的意愿。原本我就不是为谋求个人利益而担任这些职务的，而是真心希望能够为日本、为世界金融做出一点贡献。

　　所以我今天不想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而想从这样两个角度来回答：第一是以一个学者身份，从中立的角度；第二更想把自己放到中国政府、中国民众的立场上，来思考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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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是从中立的角度：

　　我认为IMF改革的方向非常好。现在欧洲国家占据了许多份额，这与世界经济中各国地位的转变已不相匹配，因此应该尽快使之朝着与世界经济新格局一致的方向去改革。在前不久的G20匹兹堡峰会上，IMF一个大的改革框架已经确定，2011年1月前，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会有更多具体的条款出台。在这其中，有诸如中国一样的赢家，也有类似英法的输家。输家是不希望改革的，所以接下来的谈判将会变得艰难。以我在世界银行多年谈判的经验来看，谈判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要带着一种谈判的心态参与。比如英法如果觉得这场谈判最终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进来，可能就比较困难。

　　接下来我再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谈这件事。中国在提高自身地位的同时，必须考虑的是：地位上升究竟会带来哪些好处？如果仅仅意识到这是一件“看上去有面子”的事，则显然有失妥当。因为那些需要作出利益让步的国家，会考虑如何在其它方面得到补偿。另外在国际舆论方面，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一是要求中国对贫困国家进行诸如ODA(政府开发援助)贷款的经济援助；二是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的经济体，中国会发现很难再去要求其他国家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此外，要开展ODA贷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相应机构的设立，人员的招募，都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以日本为例，1968年日本GDP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而直到1984年日本在世界银行中的贷款排名才上升到相应位次，中间跨越了16个年头。并且日本在1964年已经成为OECD的成员，已经拥有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基础，但是日本真正开始ODA援助也是70年代后的事情，如此考虑，中国所花费的准备时间可能会更长。1996年韩国成为加入OECD的第二个亚洲国家，当时韩国取消了很多资本规制，大量国际热钱涌入又流出，1997年韩国就陷入金融危机。如上所述，中国在得益的同时，也会面临更多严峻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慎重考虑，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

　　《环球》：在IMF发言权的提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小手川大助：日本在世界银行排名上升时，恰好也是我负责谈判。所以当时的日本国会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具体利益很难衡量。打个比方，公司董事会作重大决策时，首先要征求最大的股东的意见，其次是第二大股东，依次问到第5大股东，如果一定要问第二位和第五位的差别，就在于获取信息的速度和对其意见的重视程度的不同。现在我还是给出同样的回答。

　　中国应做哪些准备

　　《环球》：一国经济总体规模在世界排名的上升和其在世界组织中地位的上升是有一个时间差距的，中国理应也会有一个准备期。那么你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小手川大助：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在你不是领导的时候，大家可以容忍你有特殊的规则，而成为世界领导者之后，大家会要求你遵守世界共同的规则。考虑现在中国的情况，突然纳入世界共同的规则之中，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比如资本的流动如果突然扩大为原来的10倍，就会出现比当年的韩国更严峻的状况。为了不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过大冲击，中国现在就应该考虑到，国际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制定应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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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世界银行排名由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时，在已经基本谈妥的时候，美国方面突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日本方面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仍不得不在牺牲国内经济利益的代价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中国也可能被提出类似的要求，还是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仍然不够的情况。

　　再者，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政府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需要做大规模的调整，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在未来两、三年美欧经济复苏之前，中国要起到支撑经济复苏的作用。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资产泡沫，所以中国应该吸取美日等国家的教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资产泡沫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政府应该注意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提高整体生活水准，避免诱发社会矛盾。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但仍需要在政策落实上更下功夫。

　　匹兹堡峰会上的谈判

　　《环球》：中国等“金砖”国家希望在IMF得到更大的发言权，小手川先生个人对此持赞同态度，日本政府、美国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

　　小手川大助：发言权必须要与经济总量相匹配，而日本政府是认同这一点的。我们可以认为G20匹兹堡峰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当时我在现场参与了谈判——“金砖四国”代表聚在一个房间，欧洲代表聚在一个房间，美国的代表在两个房间之间走动斡旋。但可以看出是美国是站在“金砖四国”立场上的。从峰会的结果来看，“金砖四国”也是赢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会至少增加5%。

　　《环球》：小手川先生曾说过IMF的改革最早在2011年前可以完成，你是如何得出这样的时间表的？

　　小手川大助：在匹兹堡峰会上也提出改革是在2011年1月份前。但并非指在这期间改变各国发言权的比例，这仅仅是一个让各国重新考虑、重新研究的阶段。那些不愿轻易交出权力的国家还是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刚才提到艰苦的谈判才刚刚开始。2011年1月开始投票，如果有85%的投票权支持，然后分别向各自国会提出议案，作为各国法律固定下来，之后再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个决议才会真正生效。

　　对IMF作用的看法

　　《环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IMF被寄予很大的期待。在构筑危机后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中，IMF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小手川大助：我个人的意见与大家是完全不同的。IMF是为了解决世界上的金融问题而存在的纠纷解决机构。如果世界相安无事，IMF就没有必要存在。我真心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现在人们所议论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秩序应该如何如何，这其实是个没有讨论意义的话题。因为危机之后我们迎来的是相安无事，是不需要IMF的时代。在不同的场合，我会有不同的说法。面对媒体，我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比如在接下来的新的金融秩序下，美国，日本，中国各自的地位是什么，哪个国家比较会引领接下来的世界等等，但这些问题实际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重要的是，为了不再让世界人民遭受经济危机的苦难，构筑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IMF，构筑一个发现问题后马上可以加以应对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一个绝对健全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一部分银行家就是要通过寻找政府规则背后的不正当手段和暗道，避开正当的规制来谋取利益。包括这次的金融危机，也是由于发达国家部分银行家不正当的投机活动引起的。不管怎样健全的机制，要想找暗道都是可以找到的，防不胜防。因此构建完美的机制是不太可能的，重要的是这机制要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尽快解决问题。(胡俊凯陈昕晔实习记者/王宝宁)

　　3 (来源：《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