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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来源:搜狐财经
2009年11月04日09:41

  为了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及政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论坛上的精彩演讲:

  谢谢各位,上午好!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关于社会重建的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想这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现在是需要进行抉择的时候了,这个问题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这是我们的一个抉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究竟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要形成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但是又能够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可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尖锐。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一些有关的争论当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思潮、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比较多。我们现实经济社会当中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实际上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本身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正在面临着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实行,全球化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等等都使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变得日益复杂,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整个社会的风险尤其是系统的风险可以说越来越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还是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来应对这种日益复杂而且又充满风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实际上需要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其他机制,比如,市场的机制、社会的机制,这种对更强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的呼唤就很容易转换为更强大的、对治理权力的呼唤,需要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而且充满风险的社会。我们原来也一个想法,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总是会假定只要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产权的多元化,这个权力就一定会受到制约,权力的作用和范围就会更加规范,但是实际上我们应当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希望一种更强大的权力。

  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就很可能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如果缺少其他机制的制约,尤其是缺少社会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这种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会越来越失控。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面临着一种风险,就是权力的强化和权力的失控并存,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重建社会究竟重建什么东西?讲社会建设,我们讲的都很多了,但是社会建设究竟建设了什么东西,过去这些年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模糊的,在这里我想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框架,这样一个社会重建的框架我觉得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用这种机制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内需的问题被人们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而且人们看到内需的背后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解决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分享式发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如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很容易做到,你让谁分享,谁就可以分享,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怎么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指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套有关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当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首先应当是平衡的,要创造种种条件使他们的能力更为接近,为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我觉得我们社会建设首先需要这个东西。

  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的运行,在这里之所以把社会结构的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利益关系的问题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利益关系的问题、贫富的问题,还更多的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我一直想一个概念,利益关系开始固化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和以前不一样,你可以看到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贫富的问题开始固化到个人,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仅仅靠一些政策的调节已经不够了,得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扩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这一轮应当说不但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能够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如何来形成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几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走欧美的路,靠白领来支撑中产阶层不现实,我们能不能考虑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使数量的技工能够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部门,哪怕是中等靠下的部门也凑合。第二个是应当保护和改善底层社会形态,为更多的人营造生活家园。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展,社会越来越进步,社会中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高楼大厦,马路越走越宽,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多,但是绝不是人们都能在这里找一口饭吃,尤其是穷人,说不定还不如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和改善底层的生存生态,保护和改善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三是要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互惠互生的空间。第四要拓宽社会生存的渠道,哪怕是穷人仍然能够为生活有信心,人不怕穷,最怕是没有希望,而希望来自于社会流动的渠道。我们需要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群体,社会的组织能力应当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去年还是前年,比利时当时由于选举几个月没有政府,但是人们该上班照常上班,该度假照常度假,说明一个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有条不紊的生活了几个月,这个有条不紊的生活来自于社会的组织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社会的自主能力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的重要。

  第三,我们需要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现代社会矛盾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应当具有一种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要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第二要有利于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我们面对社会矛盾时的双重目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目标压倒了另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要以另一个目标的牺牲作为代价,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边越是维稳,那边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要维稳,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双重目标,唯一的途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种制度化建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化的形成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方法,而在这里面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增强这种制度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制度太脆弱了,制度太脆弱也导致了人们的思维太脆弱;第二,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措施。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最近这段时间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但是你把它当做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公民的问题,可能还会觉得可以悠着点来,但是这次危机明显的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尤其是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过这个坎的重要的制度保障。但是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一是我们现代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仅仅是投入高水平的问题,在加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要在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最后会不会给你一件T恤,但是从你身上剥下一件羽绒服。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处于不可治理状态,制度的效率很低,或者制度失效,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我们有些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善,而世界上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往往是非常的完善,关键是底下的机制,这种情况下重建社会基础秩序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社会建设的问题提出来,但是社会建设究竟建设什么东西,我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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