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日：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绿色挑战

　　为了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及政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倪红日在论坛上的精彩演讲。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我发言的主要题目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绿色挑战”。其实这个主题本身来讲我论证得并不多，或者说在第一位发言的张所长的发言当中已经论述了，实际上我发言重点的一个观点是它的副标题，就是应“重视体制减排”。很遗憾，这个PPT的背景原来是深绿色的，但是到了投影上就变成浅黄色了，我用这个绿色来反映我发言的主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来自国际的挑战，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叫做各国制订的一些平衡发展战略等等，这对中国来讲，现在的经济体制结构来讲，确实形成了它的增长障碍。另一个挑战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不用多论述了，现在国际的舆论和国内的舆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在发展中国家，也叫后发展的国家，在高速增长的工业化的阶段，面临着气候的挑战，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转型都是有很大的压力。这些都不用多论述。来自中国内部的挑战，当然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的转型以及体制的调整和社会和谐的程度，这些在前面、昨天和今天的发言中很多专家都论述了。

　　我主要是围绕节能减排与体制调整来讨论中国国内应该如何定位国际和本身国内的这些挑战。具体来讲，我总结了目前国际上和我们国内使用的节能减排的四种路径，或者叫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第一是技术减排，也就是通过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应用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这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都在做，比如说以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发电等等。第二种路径是政策减排，通过优惠政策实现节能减排，现在很多地区实行的对绿色企业实行所得税的优惠，设立绿色经济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业，把中央财政的专项补贴方式推向可再生建筑能源企业等等。第三种路径是制度减排，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约束来限制高耗能行为，比如说提高环境准入门槛，这些08年以前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第四种路径是体制减排，通过对现行体制机制调整来促进节能减排。我认为前面三种减排方法在国际国内都运用比较多，但是对于第四种路径，就是通过调整体制和改革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节能减排的障碍问题，我认为讨论得相对少一点，我主要对这个发表一些意见。

　　这四个路径之间实际上存在密切的关系，后面三种路径对技术路径有着支撑的作用。政策减排也能支持技术减排，制度减排也能支持技术减排，如果我们体制方面的障碍太大，即使技术减排或者是政策减排措施很多，我觉得也很难奏效。应该重视体制上的障碍对于减排的作用。我主要围绕一个方面来深入论述，就是从产能过剩谈起，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务院常务会议在8月份也已经研究部署抑制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产能过剩本身和节能减排是矛盾，如果你的很多行业产能过剩达到一定程度，它本身就会带来多的能源消耗。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住或者降低这种产能过剩，显然对节能减排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比较多的、尤其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还形成这样大量的产能过剩，而且不光是一些传统的钢铁、水泥过剩，而且风能也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这与背后的体制有关系，也就是跟财政体制有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按照张五常讲的，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实际上我们的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所导致的。地方政府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投资驱动力呢？跟财政体制关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的财政体制，在1994年分税制以后，实质上的支出体制依然是分灶吃饭体制，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GDP增长越高，财政收入增长越高，你的公共服务包括你当地公务员的待遇也高，反之越低，你能够整出米饭来就蒸米饭，不然就喝稀饭。中央财政在区域差异调整上来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到位。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官员必然第一要务就是要追求当地GDP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否则的话只能喝稀饭，不可能吃干饭。这个财政体制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财政体制必然造成地方政府的投资驱动非常强烈，这也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高速驱动，但是节能减排压地方政府头上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体制障碍如果不排除的话，技术减排、政策减排和其他通过法规的一些减排，它的效益会大打折扣。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要加快财政支出体制的调整和财政体制的改革，以促进节能减排的实现。

　　我今天的要点主要是这一个观点。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