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陶喜年 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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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代表在山西经营煤矿的浙商，回娘家诉诉苦。让你卖你就卖，不卖也卖；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卖不行。”谢明（化名）的开场白，虽然有些沉重，但还是在会场引发了一片笑声。
10月31日下午，杭州，在浙商研究会组织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上，作为温州籍煤老板的代表，谢明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关注。
按照谢明的说法，这副对联，真实反映了眼下山西省政府对煤矿资源整合工作的做法，也道出了被整合民营煤矿股东的心声。
自今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关于煤炭行业重组兼并的“10号文件”以来，以浙商为主体的山西煤矿民间投资者们被认为将被迫集体告别一度风光无限的“煤老板”生涯。浙江煤老板在山西投资总额近500亿元的煤炭企业，基本上都将被整合和关闭。
煤老板集体亮相反击
在“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之后举行的“山西煤炭重组兼并对浙商的影响”座谈会上，30多位煤老板一起现身，诉说煤矿将被整合的苦衷。这是“温州煤老板”一词风行舆论多年来，温州煤老板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虽然不吐不快，但与会的煤老板个个顾虑重重。座谈会上，30多位煤老板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更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据他透露，一位同乡因为公开姓名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与之前媒体渲染的一夜暴富的煤老板形象不同，2004年后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煤老板，不少还赔了血本。谢明即是其中一个代表。
谢明是温州平阳人，曾经是个鞋匠，2004年眼红在山西开煤矿赚大钱的老乡们，北上山西。据谢明介绍，他花2000多万元拿到了一处30万吨规模的采矿权，用三年时间搞基建，花了5000多万元，中间又支付了2000万元的资源使用费。在这期间，矿上通风、排水、人员工资的支出每天在3万元左右，每年1000万元。
2007年底，谢明的煤矿总算等到了可以投产的日子，却遇上了洪洞县105名矿工死亡的特大爆炸事故，和许多辖区内的煤矿一样，虽然“六证齐全”，但谢明投资的煤矿没有投产就被停产整顿。
整顿一直持续到2008年，因为北京要开奥运会，山西的中小煤矿继续停产。让谢明彻底绝望的是2009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原则上企业规模不得低于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90万吨。
主持“山西煤炭重组兼并对浙商的影响”座谈会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认为，正是单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的规定，使得绝大部分浙江投资者面临困境。
“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产量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吴族春说。
浙江籍煤老板在山西的情况，引起了浙江方面的重视。今年7月，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经济协作办组织的调研组紧急赶赴山西，走访晋中、临汾、大同等地浙籍企业。浙江矿业权交易中心主任王小军担任该课题组组长，吴族春亦在其中。
吴族春是温州人，凭借同乡优势，吴掌握了最全的温州煤老板资料。调研结束后，由吴族春等人参与完成了《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书面报告，据称目前已递交浙江省政府。
调查报告中称，山西119个县市区中，有90多个县市区产煤，产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资的煤矿，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1000亿之间，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占投资山西煤矿的民间投资的近1/6。
而面对整合风暴，一向善于抱团的温州煤老板们，没有一味退缩，而是选择了反击。他们寄希望于媒体和法律专家，能为他们说一些“公道话”。在有10多家媒体参加的这次座谈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法学博士薄燕娜、浙大光华法学院教授张谷等法律专家，从《物权法》、《矿产资源法》等角度，力挺温州煤老板。
先行一步的撤离
面对山西省政府对中小煤矿大刀阔斧的整合，温州煤老板的反击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效果，显然还是个未知数。而据时代周报记者的调查，并不是所有的温州煤老板都进退失据。对于那些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规避山西煤矿的投资风险，至少在三年前已经开始了。
而他们规避的办法，则是离开山西，到其他地方去经营煤矿。其中最重点的省份，则是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
10月11日，煤老板最为集中的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几个老板聚在一起吃饭，但起初没人承认自己就是煤老板。
经记者几番沟通，水头商会会长陈钦雄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也投资了煤矿，不过不在山西，而是三年前就在贵州落子了：“山西的政策就一直在变，风险太大。”
一位姓董的老板虽然也投资煤矿，但他最终避开了山西，而是于2003年在邻近山西的内蒙古投资了一座露天开采的煤矿，最盛时有几千工人。
之前的2007年，董总有朋友在山西买煤矿，他参了一些股，后来在贵州也参了股，自己没专门去做。相比贵州，山西的煤矿现在虽然要被迫卖掉，但本金已经通过分红回来了，而在贵州参股的三个，因为投产太慢，到现在还没开始分红。
董总说，山西方面答应温州煤商可以入股国企，但他们全部拒绝。因为温商煤矿的生产成本每吨只有80元，而国企则高达200元，原因在于“原来的那套国企的东西又回来了，管理成本太高，我们肯定赚不了钱的”。
另一位陈老板在贵州投资了一家煤矿，自己没有去，而是委托岳父打理。他没有投资山西，因为山西省老早就在说要兼并重组，政策风险很大，他选择了规避。
2008年，陈老板去了贵州，以前一直在做皮革生意，未涉及煤矿。但水头的煤老板实在太多，形成了气候，陈老板也不得不“搞一点试试看”。
贵州的这个矿要建设两年才能投产，现在还处于建设阶段，原来投了5000万元，今年又追加了3000万元。这个矿井也有好几个大股东，每个大股东下面又挂着好多小股东。其中一个大股东就是去年主动将在山西的煤矿卖给国企、撤出山西的人。
用陈钦雄的话说，温州人的鸡蛋从来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据他分析，从山西三年前政策变化开始，温州煤老板的投资重点就已经在转移，其中转移的重点就是煤炭资源丰富、价格便宜的贵州省。深陷山西的那些资本，则是未来得及撤出的。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商失利山西煤矿，并非投资失败，而是政策一直在变化导致的。整合其实从2007年就开始了，一直折腾到现在。当时已有部分聪明的资本撤出，现在大概还有500亿元资本滞留山西，基本被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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