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推动“两轮互动”的经济学家

　　威廉姆森的研究起步于对产业组织尤其是反垄断方面的考察，之后又极大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他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均有重大意义。

　　威廉姆森：推动“两轮互动”的经济学家

　　黄桂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刊副总编）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开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锅盖之前，在已出炉的各种预测菜单中，不仅鲜见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位置，而且难以找到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这个名字。

　　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不感兴趣，但10余年来，每年至少带领学生读一次威廉姆森的主要著作。每读一次的感叹是，这个人应该属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队伍中的一员，否则，不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存在不公，至少可以说它的工作班子的工作出现了重大遗漏。原因在于，不仅可以凭其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为他颁奖，而且在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领域更应该为他授予这一名副其实的奖项，这还不包括他在管理学、演进经济学、行为组织学等领域的贡献。

　　威廉姆森在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属于相关读者相当熟知的名字，不仅他的主要作品早已翻译成中文，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其作品在相关领域更属于必读书。而且在以不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及其作品高频率地在文本中被引证。

　　在以“转引率”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创新和影响力评价标尺的惯例中，一个学者在有影响的领域形成了如此大的影响力，不授予他诺贝尔奖级别的殊荣，可以说是相当地过分。

　　“交易费用学派”分析框架的构建者

　　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1991年以在新制度经济学及制度变迁理论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隔18年，威廉姆森再次以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奖，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该奖在这一领域的复归，而是因为威廉姆森本人的确对该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年科斯凭1937年和1960年的两篇论文获奖，是因为他提出或者说发现了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命题和交易费用的客观存在。但老实说，科斯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研究领域而已。威廉姆森则将新制度经济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就是他以交易费用为核心，构筑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析各种不同类型的治理经济活动（包括社会活动）行为的分析框架，也就是他自己命名“交易费用经济学”体系。从而为人们理解各种或简单或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存在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威廉姆森的逻辑解析框架粗略地可表述为：在继承并拓展了旧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制度分析“单位”的基础上，将所有的“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交易关系，并将交易关系归结为契约（合同）关系，并以契约关系作为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他将民法理学家麦克内尔关于合同的分类，尤其是关系性合同理论引入他的分析框架中，讨论不完全性合同所衍生出的多重治理结构的原因。

　　如果合同是完善的，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互换关系都能借助于这个毫无争议、也无任何漏洞的合同界定清楚，当事人按合同条款行使权益和履行责任，那么，现实世界只要合同就可以调节（治理）各种关系了。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面对不确定性，当事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理性和签订完善性合同的高额信息及订约成本，不能保证所有的合同具有完全性。于是就引发了当事人某方或多方在不违反现有合同条款，但能从合同漏洞中攫取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防范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的发生是决定交易是否正常展开和交易费用高低的重要因素。那么，哪些因素又是与机会主义的产生有关呢？交易的频率（当事人之间偶然的或反复多次发生的交易）和交易客体的属性——资产专用性程度（专用性程度高的资产在交易过程中会引发“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两个变量是决定性因素。假定将交易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进行分类，将不同等级的交易频率与不同级别的专用性资产放到一个矩阵中，就会出现不同的组合。各个组合对应着不同的治理方式以便将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将交易费用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由此，现实中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治理结构及其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上变量间的组合得到解释。

　　上述表述还是过于抽象和理论化。以市场与企业为例，这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类型。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的，企业内部则是由上下级这样的科层组织结构通过计划、命令和服从等纵向关系调节的。对于非专用性资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不管是一次性还是经常性的，由于交易的资产或商品的专用性程度低，或者说对交易的物品双方具有充分信息，谁也蒙不了谁，并且有多个买方和卖方，不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当事人双方不可能相互钻空子，那么，这种情况就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各自目的。当然，市场治理并不是像上述的表述那么简单，市场治理也分多种类型。因为即使是市场交易的资产或商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专用性，当事人交易的频率也不一样，也就导致大家可以观察到的不同类型的市场，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而之所以存在企业，是因为大家观察到的企业内部，不仅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程度的差异，而且企业的设备、原材料等有的是高度专用性的，市场交易会滋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用科层组织调节替代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是更有效的选择。

　　威廉姆森以交易费用为核心，以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的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程度等主要变量及其组合类型，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对各种资源配置方式或现实中发展演变起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制度结构进行剖析的分析框架。那么，这一框架具有什么意义？

　　就本人的粗浅理解，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中纷繁多样、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治理结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今天我们观察到的或身处其中的各种治理机制或制度安排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演进的？为什么会这样演进？这些治理机制或制度有什么作用？它们各自的经济意义表现在何处？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一个逻辑一致性的、在理论层面的解释框架。而威廉姆森则提供了这样一个认识制度的角度和框架，尽管在本人看来这个框架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但该框架在我看来是新制度经济学中逻辑性最强、普适性最高（也就是可以解释几乎可以观察到的治理机制）、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最靠近的框架。

　　第二，尽管威廉姆森不像科斯那样将矛头直指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将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斥之为对现实毫无用处只能哄哄孩子的“黑板经济学”，但威廉姆森的研究框架及其结论隐射出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化。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力挺市场机制的功能，当发现市场那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的时候，引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于是，视角转向市场与政府治理的组合搭配研究：市场应该管什么，政府应该管什么。

　　然而，威廉姆森的框架揭示出，现实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治理结构并不一直象形而上学的“二分法”那样简单。不是要么加强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要么扩展政府作用的空间这样的问题；即使是市场配置方式，在任何市场经济体中也不仅仅是一种，而是纷繁多样的，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研究中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结构所揭示的：市场体系类似于埃及的金字塔，是层级式的。市场的层级性需要治理机制的多样性，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对此研究却是十分欠缺的。也许这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当下全球性经济波动背景下，将2009年度的经济学奖项颁发给威廉姆森的原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对威廉姆森成就的肯定，而且暗示经济学家要加强复杂多样的治理机制及其制度结构的研究。正是基于经济学对制度、治理机制的研究不足而现实中又亟待解决治理方面的问题，威廉姆森在1988年法国巴黎召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第二届年会上，预测“21世纪将经历新制度经济学在概念、理论、经验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深入发展”。

　　第三，以交易费用（本人将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解为广义的交易费用）为核心，按他构建的分析框架及其核心变量，对各种市场治理机制、各种企业治理机制、各种非市场非企业的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类型、方式、绩效等等进行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研究，从中提炼出的理论和对策含义对于改善相关治理机制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总体来说，由于交易的类型有差异，不同类型的交易需要不同的治理机制相匹配，现实中存在大量与交易类型严重冲突的治理结构。例如从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交易的治理来看，要么是用简单的治理方式去处理复杂的交易类型，要么相反，从而导致一系列冲突和矛盾，如他在研究中针对美国反垄断政策大量的案例研究所揭示出的问题。

　　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有力推进者

　　其实，威廉姆森当初并不是直接进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而是起步于产业组织的考察和研究。就我的理解，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还在其次，因为他在该领域的成果及影响相对于他在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尤其是在反垄断方面的研究稍显逊色。

　　当年威廉姆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的是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短期在华盛顿担任过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正式的研究是从产业组织及反垄断入手的。

　　将产业组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起步于上世纪30年代，开端于张伯仑和罗宾逊夫人关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研究。此前主流经济学将市场看成是完全竞争型的；如果有垄断，在理论上是当成完全垄断来处理的。而上述两位的研究发现，现实中常态的市场类型既不是完全竞争型也不是完全垄断型，而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既然现实的市场结构或产业组织如此，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产业组织的类型及其绩效，以便提炼出相关的政府产业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校正市场调节的缺陷。因而，从上世纪30年代后，哈佛大学的相关学者从市场结构入手，一直到贝恩，逐步形成一种一度被视为主流的产业组织分析范式，这就是SCP分析框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行业绩效分析框架。与此相对应，从“二战”到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加强政府的行业管制，反垄断法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可以说，产业组织领域的哈佛学派为30年代开始的政府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有着芝加哥大学经历的一帮学者，以斯蒂格勒为代表，对哈佛学派及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公开质疑，并发动猛烈进攻。

　　此时，威廉姆森的研究刚起步，而领域正是产业组织。1963年发表了《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的论文，据说是他的处女作；第二年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此后一发不可收，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反垄断方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说，威廉姆森首先是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杰出经济学家，然后才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

　　威廉姆森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简单概括为：第一，构建了一个有别于SCP分析框架的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分析框架；第二，有力推动了美国反垄断政策的改进。

　　按本人对威廉姆森的理解，粗略表述如下:哈佛学派的SCP分析框架缺乏理论逻辑，乱用经验分析，结论的错误导致了政策含义的错误；以美国为首的政府反垄断政策简单地、胡乱地挥舞棍棒，打了不该打的大量无辜厂商。可以说是错误的理论引导了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政策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威廉姆森以交易费用为核心，借助于他自己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框架，考察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得出与哈佛学派乃至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主流理论倡导的完全竞争性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而达到完全竞争状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行业中有大量的卖方，这样就等于要求行业集中度必须偏低，企业之间不存在规模差异，理论上都应该由不能长大的企业组成。

　　然而，根据威廉姆森构筑的分析框架，在行业内企业扩张规模不一定是出于增强市场势力进而形成垄断为出发点的，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满足节约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而不得不将市场配置转成企业内部配置的。因而，企业规模差异，甚至大规模企业的存在，尽管导致行业集中度不断升高，但这不仅不会导致垄断，反而会增进效率。企业高利润率可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垄断的结果。

　　有了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结论，威廉姆森就对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开火。例如对美国司法部于1968年5月颁布实施的“兼并指南”进行猛烈批判，对美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审判的大量不公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

　　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发生变化，放松管制成为趋势。反垄断法在执行过程中比先前宽容得多，尤其是对“兼并指南”进行多次修订。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形成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以强强联合为特征的并购浪潮，可以说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

　　当然，美国政策的变化，包括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的宽容性走向，我认为，主要是实体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对和增强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力的需要促使的。至于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包括芝加哥学派的成果，作为学者的研究是否对美国政策起了作用或起了多大作用，还真不知道。

　　但是，威廉姆森的研究至少对这种变化提供了有力解释。尤其是在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上开拓了一个新视角和新的有说服力的逻辑体系。

　　双轮互动的多轮效应

　　威廉姆森当初本来驾驶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独轮车，在学术领域开拓，也就是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但在研究产业组织中寻找理论支撑点的时候，科斯的工作及其发现让他向新制度经济学溯源，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个有待开垦的不毛之地，培育出产业组织领域的苗圃。

　　当年科斯在得诺奖时和在其它场合，不吝惜褒奖的辞藻，对威廉姆森大加赞赏和感谢，是因为威廉姆森不仅仅将科斯开辟的领域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仅重新发现并拓展了所谓的“科斯定理”，更在于将科斯的工作向前实质性地大大推进了一步。

　　尽管威廉姆森在不少场合也是不吝好话地感谢科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接受诺奖的演说中，对科斯的感谢也是不能漏掉的，否则，威廉姆森学问做得好，做人则有失地道。当然，以上尽管用调侃的方式表述了威廉姆森从独脚车到双轮车的学术演化路径，但威廉姆森的这种延伸研究的确实现了1加1大于2的效应。

　　不仅如此，威廉姆森的杰出工作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威廉姆森构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为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和应用。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威廉姆森在这两个领域的工作不仅仅推进了这两个领域的发展，而且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多领域的发展起了直接或间接作用。

　　威廉姆森对中国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威廉姆森的成果传入中国，一度成为热潮。产权、交易费用、科斯定理等概念成为中国经济学文献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热点词汇。相当部分学者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看问题的角度对企业改革及向市场化取向的体制变迁展开对策研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对改革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运用的多，对基础理论推进的少。中国的这场制度变迁的丰富多彩，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有一批甚或几个学者像威廉姆森那样地执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中国一定会取得突破。

　　威廉姆森的另一领域——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在中国尚处在传播阶段（大学课程教学），理论与对策研究几乎可以用空白来比喻。而现实对该领域成果的需求则是刻不容缓。垄断问题不仅仅是学者间的话题，而且成了平常百姓议论的话题，在网上不时成为热点议题。中国的《反垄断法》尽管姗姗来迟，但在2008年8月1日已颁布生效，相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和配套操作对策的准备，这部反垄断法则是来得太早，属于早产儿。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涉及到大量的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的问题，这需要理论和对策的一定程度的研究作支撑。

　　威廉姆森的得奖，或许将在中国产生反响，并促进相关领域在中国的推进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