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本化红利释放中国增长新动力

　　土地资本化红利释放中国增长新动力

　　2009年是真正具有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全球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扩大内需，提供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造成的农业经济落后，成为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中国如何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将决定着中国的优势能否延续。

　　■寻求后危机时代的增长之道（5）■张抹楠

　　当前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新一轮土地革命和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所释放出的改革势能，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的、全局性的意义。

　　寻求内需转换拐点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可见，如何着力改变7．3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利益（财富）分配的问题，经济发展史表明，利益（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

　　中国曾经提出2020年农村发展目标，农民人均收入要比2008年翻番，绝对贫困要基本消除。而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新一轮土改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土地流转，将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群体打开 “财产性收入”的大门。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失衡

　　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元性特征在强化，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严重损失。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笔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8（1983、1984、1985年二元对比系数的平均值）。但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到2008年二元对比系数下降到0．1802。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统计表明，2008年中国的GDP结构中，农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2％，但这些财富是靠40．8％的劳动力完成的。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4．9％，也就是说55．1％的农村常住人口去分配11．2％的财富。特别是，由于农村经济分散，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可见在中国宏观经济、工业经济、城市经济趋向成熟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造成的农业经济落后成为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建立均衡式的城乡互动和工农互动增长机制。而如何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从而可以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释放新一轮增长动力

　　近来，农民工失业引发的大规模回流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停产或倒闭，大量农民工首先受到冲击。

　　中国的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正如前文分析的，二元结构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就业不足。就业不足意味着继续务农报酬非常低。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尽管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但是依旧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因此中国的城市容量短期内还难以吸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盘活资产，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契约。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土地资本化是为了增加土地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形成农村和农业的资本积累，就是希望以权证的方式虚拟土地使用权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场上获得强流动性，产生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应。

　　因此，以土地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将形成新的、具有发展意义的农村创业型经济增长点，能真正实现从“藏富于民”向“创富于民”转变。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