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在山西：溃退下的利益

　　天气入冬,山西省的煤炭整合运动也到了攻坚阶段。按照山西省之前排定的时间表，全省范围内的整合重组要在10月底完成正式协议的签署，11月完成验收，但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表显得过于乐观了。

　　“计划虽然定了，但推进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困难。”煤炭厅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但政府的高压还是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越来越多的煤老板，不管是来自浙江、福建，还是本地，正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大把的真金白银将在此次山西的整合行动中变成一阵风，散去，一点痕迹都不留。

　　“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在忻州市的一家宾馆里，李东林（化名）不断地抽着烟，表情中充满了失落和无奈。他来自南方的福建省，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他在忻州市买的房子，这次终于用上了。

　　2005年时，李东林到忻州下属的宁武县投资了两家煤矿，交了资源价款，他说一共是5000多万元，跑了一年多终于办好了各种证照。

　　按照山西省的规定，煤矿生产要“六证”齐全，外来的李东林为了办这些证照上下打点，“又不知花了多少钱。”

　　原本觉得，不管怎么样，自己总算抱得了一棵摇钱树，当时的煤炭价格正在打着滚似的往上翻，吨价已经从几年前的几十元涨到了二三百元。

　　但李东林想不到的是，自从2006年以来，煤矿就几乎没有正常生产过。从接手开始，就赶上了山西省不断加快的资源整合步伐，他当初觉得，资源整合无非是几个相邻私营煤矿之间的相互购并。

　　为了不让自己的煤矿遭到关闭，李东林跟着山西省不断提高的单井产量以及安全标准，投在煤矿里的钱越来越多，从3万吨到9万吨，从9万吨到15万吨，从15万吨到30万吨。李东林说，几年下来，扔到煤矿里的钱超过了两亿元，但年产30万吨的设备改造还没彻底完成的时候，今年4月份，新的整合重组政策呼啸而来，他一下子蒙了。

　　依照这份名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要想留下来，要么将单井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要么同意重组方案，被国有大矿收编。“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再提升产能是不现实的，产能与储量直接挂钩，储量不够，投入再多成本，也没用，只有一桶水，你就算换上一个直径一米的龙头也没有用。”李东林说。产能90万吨的煤矿已经是大型煤矿，一般使用机械化综合开采。

　　据专业人士介绍，国家对于煤矿的设计建设已经有了一整套标准体系，一个煤田的产能受到煤炭储量、生产设备和设计生产年限的制约，“并不是随便就能提高的，一个储量不大的煤矿无法单单通过生产设备改造来提高产能。那样的话成本太高，但煤炭可能几年就采没了，投资者不会干这种傻事，而管理部门也不会批准。”就算李东林的煤矿储量达到了要求，他也没有资金能力再进行几个亿的设备改造了。除了被整合，没得选择。

　　更让李东林崩溃的是，按照山西省83号文件对资源价款补偿标准的规定计算下来，他的煤矿可得的补偿款仅有6000多万元。山西省对被整合煤矿的资源价款补偿根据所剩煤炭储量以及当初的煤炭资源转让价格来确定，此外给予煤老板1倍或者0.5倍的补偿。李东林虽然收回了当初的资源价款，但这几年的投入基本都打了水漂。

　　据记者了解，山西的忻州、朔州两地集中了大批来自浙江以及福建的煤老板，其中浙江的占到七成左右。而整个山西的煤老板中，江浙以及福建人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这些有着灵敏投资嗅觉的南方人就是看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之后的机会，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来到山西，从当地人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小煤矿，认为自己永久拥有了这些资源，希望再次演绎财富飙涨的神话，但没想到，这一次栽了跟头。

　　太原中吕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剑生律师介绍说，的确有不少南方来的煤老板赔得很惨。不过，有些来山西淘金的江浙人一开始就有些缺少理性，“比如说他们为了拿下一个矿井，不惜血本，不讲究形式，承包也好，租赁也好，只要我能干就行。”更有甚者，经营主体变更手续都没有履行完，到现在整合运动来了，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最倒霉的一批投资人。”

　　“没人要没人管的孩子”

　　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很“受伤”，区别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有机会“被整合”至少说明自己的煤矿是证照齐全的合法煤矿，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产能规模（按照山西省一开始的规定，单个矿井的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才有资格被整合，但各地反映这个标准过于苛刻，后来省政府总算降低了矿井年产能标准，改为30万吨），张志国（化名）却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没办法、没办法……”近60岁的张志国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不断地重复着这3个字。

　　他的煤矿位于临汾市的翼城县，在县城以南的三条沟壑里，分布着大大小小近10座煤矿，他拥有其中两座。但是因为都没有达到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面临被关闭的命运。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事实上，这两座煤矿都是资源条件很好的煤矿，煤层厚、储量大，“目前还只是走了掘进面，几乎还没有进行回采。”这样的煤矿被迫关闭，当地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

　　最要命的当然还是这些年的投资打了水漂。张志国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在煤矿上投了多少钱，“一个亿以上吧。新的规定和要求接连出台，我就只能不断的投入。”张志国说，关停标准每变一次，他就要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花钱跑关系，办理各种证照以及新的审批手续。

　　说起来，张志国也曾经是煤老板中的“榜样”，2003年的时候，他的煤矿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当时在翼城县被当做先进典型。这两年，他的矿年产能已经提高到了每年15万吨，“虽然用的还是炮采，但是属于技术很先进的那种。”去年，新上任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牛立东还曾经下到他的矿井里面视察，称他的矿井生产条件很不错。

　　可没想到，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矿就被判了死刑。原因是他的矿属于山西省政府制定的“十关闭”范围内，按照该原则的最后一条规定：非国有煤矿的井田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的属于被关闭的范围。而张志国的矿井面积是0.75平方公里。政府的理由是不满0.8平方公里的煤田属于资源枯竭型，已经不适合进行开采。

　　“当初办理开矿手续的时候，并没有这条规定，”张志国委屈地说，“所以我办的是正规煤矿的开采手续。而现在却突然宣布，0.8平方公里以下的井田属于资源枯竭型井田，根本没有道理。”

　　另一方面，近些年山西省尤其是临汾矿难频发，每一次矿难后所有煤矿停产整顿，张志国的矿从2006年以来就没有正常生产过。张志国的矿从2006年以来只正常生产了不到3个月。“去年也就干了一个多月，外来的矿工们都回家了。”

　　毫无疑问，张志国的煤矿无法并入省里指定的几家大型煤炭集团，而补偿的价款和方式则迟迟没有下文，“人家并不积极”。

　　张志国的命运并非个案，仅在翼城县就有8个类似的煤矿；汾西县的一位来自浙江的煤老板，在矿上先后投资了1亿元，在得知将被关闭的消息后，当着县政府官员的面泣不成声。

　　他们是这次煤炭整合中“没人要没人管的孩子”。

　　现在，张志国的矿上已经被政府停了电，荒寂无人，但他还是在雇人看着自己的“家当”。那毕竟是自己多年的心血所在。

　　就这么认了？

　　汾西县的陈家和则应该是心态调整的比较平和的那批煤老板，他已经决定遵从县里的安排，将自己那个年产9万吨的煤矿和周围的煤矿打包，达到年产30万吨，然后并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把需收回的采矿权价款、资产评估以及最终的补偿款等作价入股。

　　10月15日，他在采矿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我对煤炭的价格还是比较看好。”

　　正是因为觉得煤矿赚钱，他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块在2006年的时候从别人手中买下了这座煤矿。

　　但让他郁闷的是，从2006年接手煤矿至今，连年亏损。由于临汾以及整个山西矿难不断， “一出事故就全市甚至全省范围整顿停工，几乎没有生产过，每年亏损几百万元。”

　　陈家和中专毕业，言谈中有一丝儒雅，他对于山西省整合小煤矿的政策方向十分清楚，知道是大势所趋，拗不过，“这说白了就是一场革命。干脆想开了，入股大集团，还省心了，毕竟还能拿到一些利润分成。”

　　但他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失落感，比不上之前的煤老板，他们毕竟曾经赚到过钱，到现在被整合只是少赚些而已。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整合的煤老板们尽管心中淤积了很多的怨气和不满，但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对媒体进行倾诉。知情人士分析说，一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他们知道多说已经于事无补，另外，省政府方面也似乎在慢慢放低姿态，对话的平台已经不是那么僵硬。煤老板们也不想破坏了这种关系，成为政府眼中的“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第8次会议上，就有这样的语句：“……对个别煤矿企业和个别人漫天要价，阻碍、拖延、逃避重组整合的要选几个作为典型，分析解剖，依法依规处理。”

　　这场博弈的胜负似乎早有定数。

　　背景

　　晋煤宿命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久远些，投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煤炭开采业刚刚勃兴的时候会发现，今天为国人所关注、羡慕、嫉妒甚至仇恨的煤老板们，在那时和那些改革开放之初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的人们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他们脚下藏有那么惊人的煤炭资源，所以或主动或偶然地跨进了这道财富大门。

　　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煤炭储量的山西省就是靠着这些中小煤矿为全国各地提供取暖以及生产的能源。

　　而山西省多年来的煤炭政策演进，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这些煤老板们进行利用、规范、约束以及整顿的历史。其中的循环往复颇让人寻味。

　　低迷乱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各地的人们还并不认为脚下那些随处可见的黑乎乎的叫做煤炭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国家经济刚刚起步，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煤。但没过几年，因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能源短缺问题便开始显现。山西省也开始思考怎么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当地经济。

　　于是，在90年代，山西创造出了一种叫做“有水快流”的政策，就是不管大中小煤矿，能上的赶紧上，于是整个三晋大地开始一窝风的上煤矿。

　　“而以当时那种体制，这些中小煤矿主要是以乡镇的名义兴建的，而实际上又都是个人在经营，因为当时90年代的产业政策是不让个人开煤矿，所以只能借用镇、村里的名义。”高剑生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同事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山西煤炭产业的发展和变化。

　　但一窝蜂采煤的结果是造成了煤炭市场的重新低迷，“一些大的国有煤矿职工都拿不到全工资。”很多乡、镇、村的集体煤矿遭遇经营困难，无奈之下就承包租赁给个人经营，一个年产三四万吨的煤矿,一年的租金也就几万块钱就能承包。

　　由于市场不景气,承包人只能惨淡经营，也并不进行过多的投入,产能、管理水平都很低，“最初的开采方法就是老鼠打洞式的，连炮采都还没有出现。”临汾翼城的张志国说。

　　因此当时矿难很多，但是却很少为外界知晓。“因为传媒、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地方死伤百八十个人大家也不一定能知道,只在这个区域里,再加上政府的问责制也没有现在这么严厉。”

　　第一次整合

　　但到200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煤炭市场不断回升，煤炭价格越涨越高。2002年也正是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霾狂飙突进的开始。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重新跃上了8%的平台，汽车、房地产等产业开始迅猛崛起，汽车的消费量猛增50％左右。住房消费则增长了30％以上。更重要的，有经济学家评价说，2002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私营煤矿迎来了掘金年代，煤价一下子增长了几十倍。从每吨10元、20元上涨到100元、200元。但矛盾也开始增多，“比如我原来是一个乡镇，我承包给你干了，后来煤炭市场上扬以后，村里就要提高租金。因为这块利益太大了，原来一年交二三十万元，可能要求几十倍的增加，这种矛盾确实一段时间是非常尖锐的。”高剑生说，“到2002年，山西法院煤矿这种官司几乎是铺天盖地的。”

　　煤老板们的最初发迹正是始于那个年代。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并不过分。“一天收入几万元是很平常的。”临汾尧都区平垣乡核桃洼村吕王记就是在2002年看准了煤矿的前景，开办了七一煤矿，从此事业蒸蒸日上，2007年的时候，他投资8000万元在临汾开办了地矿大酒店。

　　山西省政府当然也注意到了煤炭价格的高涨以及带来的各地纠纷事故的不断出现。于是到2004年，山西省开始对中小煤矿进行整顿，这可以称为山西进行的第一次资源整合，“这次资源整合的核心是采矿权有偿使用，过去实际上是在无偿的使用，尽管你已经取得采购权了，几乎是没有代价的在做开发。”高剑生说，“国家那时也没有采矿权的意识。从法律上来讲，煤矿是不允许承包、租赁的，它要求经营权、所有权、采矿权三权高度统一，不能这么分散开。但当时百分之八九十全是这种承包、租赁，法不责众。”

　　这个过程从2004年开始试点，一直到2007年才做完。当初的承包者们就是在这场变革中缴纳了资源价款，认为自己拥有了煤矿的永久开采权。而来自浙江、福建的投资者们正是受这一政策的吸引，开始大规模到山西购买煤矿，作为一种投资，煤老板之间的煤矿转让也红火起来，煤矿的市场价格自然一路水涨船高。

　　临汾市正是当初那场改革的试点地区，之后经验被推广到整个山西省，直至成为国家政策。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一些隐患在资源有偿转让之初就被埋下了。“既然政府要对资源进行出让，就应该有竞价的过程，应该通过招拍挂实现采矿权的转让，但是山西省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政府定价，根据煤的质量，最低的是1.5元/吨，最贵的3元/吨，确定的原则是模糊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它已经和市场行情的价格脱节，偏低了。”

　　可以说，正是政府给了山西煤老板们蓬勃生长的机会。

　　方向倒转

　　几乎和山西省资源有偿转让改革同步，国家层面对于煤炭工业的发展思路也渐趋清晰。2005年6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一方面加快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中小型煤矿重组联合改造，另一方面继续依法关闭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小煤矿……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鼓励资源储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矿，通过资产重组实行联合改造。”

　　不过《意见》也指出：“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规范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办法，逐步形成矿业权价款市场发现机制，实现矿业权资产化管理。”

　　到2008年，距离山西省上一次对全国具有引导意义的“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仅仅过去了4年的时间，方向已经完全相反。这一年的9月2日，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定出时间表：到2010年底,省内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在全省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以矿难闻名全国的临汾市在去年则开始引进省内外的大集团到本地区进行中小煤矿的整合重组，据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牛立东介绍，去年临汾的整合重组并没有对整合主体进行地域的限制，“省内省外的都可以，比如沈阳煤业、义马集团等就前来参与了。采用的是托管或者承包的形式。”而之后，省政府的整合方案出台，限定了整合主体只能是省内的同煤集团、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等5家以及各地的骨干企业，于是临汾市只得把自己的方案和省里的靠拢。“而外省已经进驻完成的，省政府决定给予认可。”

　　不过本来要分3年实施的时间表在2009年被不断加码和提速，2009年4月15日，省政府发文，将2010年底保留的煤矿数量从1500个缩减至1000个，明确了各地区的整合目标。并增加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以及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作为省属整合主体企业。

　　从临汾翼城县城到煤矿集中的交上村的公路两旁，还坐落着当初煤炭红火的时候当地人所建的简易煤站，那时候外地来拉煤的卡车在路边就可以装货，省去了到煤矿排队的麻烦。而现在都已经荒废。

　　它们注定就这样荒废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