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驱动中重建公共空间

　　嘉宾 郭巍青 中山大学行政学教授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均发生了公民主动参与地区重大公共项目决策的事件。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回应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争论时，特别强调“选择哪个点要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可以说，充分尊重民意已经是政府官员在回应公民参与市政建设时的共识。但是具体该怎么做，无论对于中国的公民还是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待学习的命题。

　　维权聚合碎片化

　　时代周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单位体制的解体，城市基层社会从单位转向了社区。社区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郭巍青：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会影响它社区感的建立，核心就是产权。过去，我们是体制的概念，一个人几乎一生都固定在一个单位里头。那么，单位本身包含了家庭和社区的功能。去掉这个单位制之后，单个人就像是在这个社会裸体，在市场关系中裸奔了。没有一个真实的产权，来使自己能够稳定下来。

　　我们的社会过于快速地变迁，瞬间打破了原有的乡村关系、单位关系，立刻变成了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而且流动非常频繁，这使社会本身变得有点支离破碎和碎片化，这是社会不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给国家政府的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时代周报：那么，整合这种碎片化，社区就显得尤为重要？

　　郭巍青：碎片化状态中，缺一个锚来定下来。人单凭观念是很难联合的。只有产权，才可能是人们考虑怎么长期相处的一个制度性关系，即有社区的结构，或者发展一个规则出来。

　　时代周报：前几年，社区维权现象比较多，城市社区、城市中产阶层受到媒体的瞩目。维权事件也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郭巍青：是的，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共同地感到这个权益会受到损害，或者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权益方面的诉求，这个社区感是形成不了的，它只是一个很一般上的凝聚而已。

　　社区本身是一个公共领域，有公共问题出现，大家才会感觉到是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维权运动的出现，它本身是动员和凝聚小区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力量，也是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政府的观念往往都是错误的，如果把维权当作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打下去，它暂时可以稳定，但是它会不会在以后再度出现呢？肯定会的。

　　时代周报：实际上，具有良好的自我治理能力的社区也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吧？

　　郭巍青：绝对是的。这个要根据具体问题谈。比如，像番禺垃圾焚烧厂问题，我认为是极其典型的。一个维权抗议运动的出现，本身就使得所有的番禺人觉得是一个共同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跟厦门的PX项目不同。我们可以说不要化工厂，不要生产，不要污染，不要GDP。但是，在垃圾厂这个问题上，你不论采用什么方式去做，你没有办法说我不生产垃圾。

　　建立谈判机制，避免激进化

　　时代周报：确实，城市生活空间本来就有限，垃圾堆积如山，越积越多，的确是个要命的问题，总要找一个地方去处理垃圾。

　　郭巍青：用一个什么组织方式，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毫无意见地解决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政府、街道，还有人大、政协，一套一套的班子，可是问题的处理目前看来仍然是一次巨大的公共危机，就说明这整个制度架构当中就是缺一块，缺社区这个环节。如果社区能够来讨论问题，而且能够和政府形成谈判机制，那么公共危机的化解也许就能成为一次社区自治的契机，比如业主们现在都开始在学习垃圾分类问题，在反思过去的生活方式。

　　时代周报：那根据您的观察，社区自治这块有没有发挥力量？它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社区自治基础了？

　　郭巍青:全国都有类似番禺这样密集的大型社区，总体上属于比较年轻的中产阶级，素质并不低，而且本身就掌握着社会资源。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来谈判协商这个问题，便永远是政府在自上而下地推。社区作为利益最大的一方，怎么参与到整个过程当中去。这些问题都需要反映出来探讨。光靠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区政府，根本做不来而且不可信。

　　时代周报：刚才我们谈话的起点是产权，然后是碎片化，再说到维权。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利益成为联系大家的纽带。从内部而言，就是产权；从外部来讲，可能就是比如说像环境问题带来的对于共同利益的影响。这个共同利益它就需要一个平台，业主委员会可以是这个恰当的平台吗？

　　郭巍青：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业主委员会才是真正代表每一个有产权的人的利益。西方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其实也是给补偿的问题。除非不建垃圾厂，即便不是建在大城市，也总得有个地方建。

　　如果有一个谈判机制，其实都是可以谈出来的。通过这个机制，本地居民愿意妥协，接受一些东西，同时交换将来对政府的监督。最坏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走房产就会下降，这对政府也是一种损失，它肯定不愿意是这个样子。

　　时代周报：如果没有这种谈判机制的话，那就很可能导致事件走向激进化。

　　郭巍青：要么就是居民激进化，要么政府很粗暴。比如说，现在可以强力压下去，但会埋下一个后患，谁知道什么时候又积聚一个什么事情。政府就把钱投到维稳上去，但是政府自己本身也有不协调和碎片化，结果很可能是，钱花了很多，天天焦头烂额。从具体事务中建设公共精神

　　时代周报：垃圾围城，没有分类，这是政府焦头烂额的事情。如果社区建设做得好的话，把这个垃圾处理提前化，即做好垃圾分类，那么，社区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的。比如说，在日本的社区中，垃圾分类和垃圾清理，搞得非常好。社区垃圾场内干净到小孩扶墙玩独轮车。

　　郭巍青：这些经验，一定是要靠社区和居民自动自觉配合才能做得成的，也需要有很多志愿行动，才能够做得成。当然也需要政府加强管理，要有一个标准，要执行得很严格。我认为应该组织番禺的社区里头的大娘大妈到日本去参观学习，不要老是那些区长、市长率团跑来跑去，花那么多钱看那么多世界，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拿得出来。不如就布置一个任务，政府提供来往机票费用，跟日本的社区结对子。这在国外很普遍，外国人他也愿意的。那些干部也可以带队，也可以有一些名额。

　　哪怕开头难，做一个社区样本出来。番禺靠房地产来发展，现在面对环境问题，能够发展出依赖于社区进行垃圾分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以拿到全国去示范才对。要先行先试嘛，大胆一点，为什么不这样子呢？

　　时代周报：刚才你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社区志愿行动者，我们知道，日本的社区有“共生精神”；美国也有强烈的“社区精神”。但是，反观我们的社区，参与感不强，公共精神缺乏，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郭巍青：我觉得，还是要通过一个示范性。让人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做成本很小，而且对大家都好，非常依赖于社区公共精神，必要的互助等等。然后，再把跟年轻人、跟学校的教育结合起来。学校要动员学生定期地提供志愿者的服务，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协助等等。

　　我记得是奥巴马有一个法令专门为志愿行动设立基金，支持那些大学生从事志愿活动。开头肯定要有一些试点，让一些专家把整个流程设计出来。我觉得是可以推广的，真实地去解决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