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政策预期

　　“国进民退”的政策预期

　　文/冀志罡

　　自三十年前启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国有成分逐步减少，民营成分逐渐增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大家或明言或默认，都将“国退民进”视为市场化改革理所当然的进路。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的确，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易本来就是市场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失去了这两项基础，市场将无法独自生存。人们对国企持怀疑态度的主要理由，也正是产权不清，企业治理落后，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效率低下。

　　然而，时过境迁，政策制定者的看法正在悄然转变。在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有企业凭借政府关系、金融资源和行政垄断等固有优势获得了丝毫不亚于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在某些行业，甚至远好于民营竞争对手。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国企与民企同遭重创，但民企却显得更为狼狈。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出口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民企历来不受国有商业银行待见，在信贷紧缩的环境下，资金状况往往更为险峻。

　　但官方与某些经济学家却并不作如是观。在他们看来，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缺少品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在危机中遭遇重创实属正常。相反，国有企业却优势突显，既具规模，又有银行信贷支持，而且在充分模仿了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后，效率似乎也不差。因此，政府重新开始或明或暗地大力扶持和鼓励国企发展，民营企业则步步后退。

　　“国进民退”的方式

　　从2004年开始，舆论便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即“国进民退”，也称“再国有化”。舆论普遍质疑这样的再国有化会否牺牲经济效率。然而，2009年以来蓬勃的经济回暖似乎又告诉人们，这种疑虑是多余的，“国进民退”并不影响经济效率。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目前的情况看，所谓“国进民退”大致遵循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国有项目与民营项目区别对待，间接达成国企扩张、民营萎缩的效果。典型案例如“铁本”。查封“铁本”表面理由是违规审批和违法占地，但背后真实理由是所谓低水平重复建设。在“铁本”项目被叫停后，国务院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并在提交高层的报告中认定“铁本”为低水平重复建设，正是这一报告最终促成了“铁本”的覆亡和戴国芳本人的锒铛入狱。

　　事实是，“铁本”项目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大部分是可替代进口的先进产品。在“铁本”被拿下后，国内钢铁产能并没有减少，而是继续大幅扩张，迄今已增长超过一倍。就在“铁本”项目上马后，宝钢等国有钢铁巨头也在大幅扩充自己的产能。因此，对“铁本”的查处，只能理解为国有巨头排除了一个民营竞争对手。

　　对“铁本”寄予同情的人并不多。毕竟，这里牵涉到“规”与“法”，而选择性执法历来是中国特色。在大多数人眼里，戴国芳不过是又一个倒霉蛋而已。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唯一的倒霉蛋。

　　“国进民退”的第二种方式更为隐晦，即国有巨头携巨额银行资金，在信贷紧缩、资金普遍吃紧的环境下，趁机收购民营竞争对手。这在2008年表现得尤为显著。仅以央企中化集团为例，2008年一年，该公司在全国收购了数百家民营化肥企业，在垄断钾肥的同时，又大大强化了在其他化肥品种上的垄断地位。化肥是农业的上游行业，在农业生产成本中占比已超过20%，中化凭借强势定价权，很容易将种粮补贴的一大块据为己有。

　　应该说，虽然建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条件不公的基础上，这种“国进民退”起码还有平等交易的外表。至少，就收购本身而言，似乎没有明显的政府权力介入。

　　但第三种方式就不同了。山西省政府今年发布政令，要求单井产量90万吨以下的煤矿要么卖给指定的几家国企，要么关闭。但就在去年，这个指标还只是30万吨。收购价格也由政府单方面制定，民企无权讨价还价。这让人想起了当年国有油企对陕北民营油田的强行收购。据传，紧随山西之后，内蒙古也将收编民营煤矿，将煤炭资源全部垄断在国企手里。在钢铁行业，经过一年多来熊市的打击，各种所有制的炼钢企业均损失惨重，并购整合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整合的结果却是，亏损的国有钢企整合了盈利的民营钢企，而且同样是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完成的，典型案例是国有山东钢铁对民营日照钢铁的整合。

　　“再国有化”成为无解的难题

　　如前所述，所谓国企效率不低于民企的前提是，国企享有民企不可能有的政策优惠，其中最重要的是信贷条件。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企业若不能从银行获得信用支持，它在融资成本上就会处于极大的劣势。在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营销难度较低的环境下，这种劣势表现还不明显，销售回款可以支持现金流需求，占用下游资金等方式也比较容易实施。一旦经济环境逆转，销售遇阻，企业立刻就会面临现金断流的危险。此时，交易伙伴信任度降低，占用下游资金的难度也会加大。

　　而在特定的激励机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对亏损国企的信任度常常比盈利民营企业的信任度还要高。这就决定了当经济危机来袭，企业普遍陷入困境时，国企会表现得比民企更具生存能力。国企即使亏损也能轻松获得贷款，仅此一条，就足以使民企甘拜下风。我猜想，民办银行之所以难产，根源就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经营是国企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显然，这并不能构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的低效率会逐步显现出来，银行面对国企的信贷需求，也不会再无原则地支持。到那时又当如何？是再次扶持民企，再来一次“国退民进”呢，还是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压榨民企，喂养国企呢？

　　恐怕两条道都很难。民企被挤出后，其政策预期必然发生改变。他们的经营策略很可能由过去扎根经营、长期发展改为捞一把就跑，变得更机会主义，令经营行为短期化。人们当然可以指责他们是投机分子，但他们又有什么选择呢？

　　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独立人格，民营企业历来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尴尬状态。尽管有了《物权法》，尽管政府一再表示扶持民营企业，但现实是，民营经济依然缺乏保障。经济困难、需要企业家救急的时候是抚慰和支持；经济繁荣、企业家可有可无的时候就打压甚至掠夺，这导致双重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和企业家行为的机会主义。

　　本轮“国进民退”之后，想回头将没那么容易。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连续性问题一直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差不多每过几年，政策变化的谣言就会在坊间流传一次，而每一次，执政党的最高权威都会站出来斩钉截铁地否定一次。执政者显然认识到，稳定的政策预期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一次虽然也有政府官员表态，表示“国进民退”不是中央的政策，但各地区各行业的“再国有化”却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愈演愈烈。这也许是更可怕的国有化。如果国有化是中央政策，那么，只要中央权威转变态度，国有化自然就会中止；但如果中央并无这样的政策，地方却主动大干快上，那么，如何中止这一趋势，就会成为近乎无解的难题。

　　当山西煤老板们集体落难，我们听到不少叫好之声。但预期被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企业家。当民间创业者们看到，创业成功的下场是成为“山西煤老板”的话，他们就不会选择创业。已经创业成功的，就会设法保住财富，而不是继续扩张进取。而刚刚踏出校门的年轻一代，则会看清形势，以当公务员和进国企为自己的最高职业理想。近年大学毕业生的择业取向，已经明显在向这个方向转化。

　　创业不再受宠，分肥才是正道。如果整个社会弥漫着这种气氛，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又在哪里？当将来有一天，经济又出现困难，政府又需要民间创业活力的时候，他们该拿什么来承诺，才能激励企业家们舍出身家奋力一搏呢？已经端上铁饭碗、吃上大锅饭的行政企业冗员，又当如何处置？那时的问题，恐怕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