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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海南等地行政区划可适当调整以适应改革

来源:搜狐财经
2009年12月06日11:59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突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2月5日--12月6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第五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

主任张占斌在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进程单元的精彩发言:

  一年前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前不久我们迎来了新中国建国60周年,我想这两个重要的时期说明我们国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在这里召开《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国际研讨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前不久也迎来了他18周岁的生日。这些年来,中改院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围绕中国的改革进行理论研究,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成为受人尊敬的民间智库。90年代初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有幸长时间关注中改院的发展,包括我个人的发展和中改院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中改院,感谢中改院的创始人迟福林院长。这样重要的会议,迟院长和他的团体邀请我来参加,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倍加珍惜。我想和各位代表交流的题目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调整与省直管县改革探析。

  二战以后,学术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一直在长时间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什么根本的原因影响着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外贸假说、制度假说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则认为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影响政府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新理念应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新思潮,这样的思潮下,政策调整会有新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非常复杂的局势,我们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利用政府动员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应当说,这也不是中国人的独创,前苏联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当时很多独立的国家都希望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当时印度总理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就是重工业化。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付出很大的资源,必然要对农民有所牺牲,因此在很早的时候,曾有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当年也受到了批评。优先发展重工业给我们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现了两弹一星成功的发射和人造卫星上天,也造成很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刚才大家讲了二元结构的问题。二元结构对于中国来讲,不仅是经济上二元,社会上也二元,体制上也二元。要改变这种社会上、经济上、体制上的二元必须有更大的动作。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进行了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农村不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90年代之后,城市化中又一次过多过少的忽略了农民,大概这些年有两万亿应该给农民补偿的资金,作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给政府使用了,应当说两万亿也是对农民财产的一个占有。在这种情况下,三农问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三农问题不解决,首先是国家稳定受到挑战,小康社会很难实现,和谐社会很难实现。站在新的起点上,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仍然是一个大战略。我们国家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很多好的思想通过中改院会影响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为国家进一步改革出力。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为了解决城乡统筹问题,我们要提出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大战略,在这个大的战略下,我们要改变一下资源配置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过去我们出现了一种现象,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财权和实权不匹配,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这几年,中央重视了这个问题,改变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我想提出一个我自己的想法,有两个概念,我想可以作为重要问题供大家思考。一个是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更多向县域倾斜,加强县域统筹发展的能力,调动县域解决三农问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二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力配置尽量向城和农村倾斜,多予少取放活要成为常态,要有制度性的保证。什么是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它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强化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统筹权上移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减轻县乡在统筹中的压力,也改变市统筹的省域内不均衡问题。二是强化省级在辖区内统筹农村教育、文化、医疗、保障和平衡财政的责任。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需要逐渐提高统筹层级,推动省级政府积极实施辖区内的财政统筹,追求省域公平是重要的过渡步骤,在此基础上,我们争取实现全国城乡的统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市管县的体制,这种变迁以后,大家看到随着市管县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城市中心,对一个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老百姓对城市的向往,对城市的认同,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力越来越强。但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长时间的市管县,大量的资金逐渐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市一级倾斜,资金由县、乡、农村向市一级集中,城市建设得很好,但是县、乡包括农村资金越来越少。此外,还带来了行政效率低下等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几年要求改变市管县这种模式的呼声比较强,近些年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创新的过程中,省直管县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像浙江省很早就是财政型的省直管县,而海南省更早就是行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现在正在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其他省也采取了一些扩权强县或者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措施,有些省还提高了县委书记规格的配备,包括县委书记、县长的培训,现在提高到国家层面来进行培训,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县的支持,是想把县域经济发展好,做大做强,把县域经济做好,对统筹城乡,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会有很大好处。为什么中央一直没有下非常明确的文件,详细的做出省直管县的规定呢?我理解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改革不适宜一刀切,中央几个文件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展开,只是方向性的。各地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创造自己省直管县的经验。

  省直管县跟城市化是不是矛盾的?我想,不但不矛盾,而且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今后随着县域经济的强大,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出现,在国家区划上要加快配套,推动更多的城市出现,使各种要素向城市转移。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政府的重视,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由于中国的面积太大,改革可能不是一个模式,也不会同步推开,像东部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像海南省域面积比较小,可以在这个上面更加注重改革,在区划上进行整合,有些地方县域和市域之间的行政区划都可以做出调整,这是我们“十二五”或者将来行政改革调整一个重大问题。

责任编辑:乔瑞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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