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民主制度在转型国家并不能让经济经济增长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突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2月5日--12月6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第五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进程单元的精彩发言：

　　非常感谢中改院的邀请，我直奔主题。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印度、拉美、东亚和中国四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比较，其中有一部分在文集里面，那是一个结尾，总共大概6万多字。我们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讲的，一个是它的城市化道路，第二是产业结构，第三就是企业规模结构，大企业为主还是小企业为主，第四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还有一个对外经济方式。

　　我们比较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总结印度模式，独立后40年城市化速度非常慢，今天大概就是30%，但是居住方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贫民窟转移，弊病是景观非常不好，但是避免了人口的流动、家庭天各一方和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印度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印度的产业，农业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的农业和拉美的相比是无法竞争的，规模特别小。印度进行了土改，但是土改不彻底，现在土地还是在集中。它的农业现代化是没有竞争力的。从独立以后开始发展工业，想用进口替代这种方式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因为缺乏资金和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推动，基本上不成功。政治体制上和经济体制上一个非常糟糕的组合是政治上民主的体制和经济上计划经济，90年代以前是一个计划经济，非常糟糕的一种体制，既没有效率也没有政府推动力量的这样一种体制。战后40年它是非常低增长的40年。这个是印度的模式。但是印度进入城市里面30%—40%在贫民窟里居住。

　　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从现在看来拉美的城市化水平非常高了，拉美是户籍放开的，开始的人口管制办法也是大量的贫民窟，但是这个现象比印度要好一些，因为他们进行了改造。从产业上看，拉美也是重视工业化，是先发展工业。但是拉美的农业发展很好，如果美国的农业没有补贴的话，拉美的农业在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他们有些农场非常大，有些农场十几万、二十万亩地。拉美国家最不成功的工业化过程就是实行了进口替代的供应化，用借债来发展经济，为了怕丧失主权，这样他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农民到城里面没有事做。印度大企业没有发展起来，小企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拉美发展了一批大企业，但是对小企业发展扶持，拉美就业非常高。拉美的政治体制上是威权政治和民粹政治交替，有一段是威权，有一段是民粹主义，民粹是为了选票讨好选民，给更多的福利，最后导致财政赤字和外债很高，也是他们金融危机爆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东亚模式，政治上是民主的。东亚主要是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户籍是放开的，人口开始的时候有一点贫民窟，但是他的收入增长非常快，政府的力量很大，在地价上升之前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房子。台湾地区在80年代时候城市化是65%，但是台湾城镇人口的85%的房子是自有化，但是1980年以前它的地价房价都没有解决，台湾地区是根据市场来调节它的住房。韩国是政府解决，政府推动住宅的建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解决居住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是在地价上升之前都解决了老百姓的居住问题。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产业对外经济来看主要是出口导向，它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出口替代的整个过程中完成了整个设备的进口替代，整个工业设备完成了它的工业化。而且台湾地区和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小企业非常多，最多的达到了1000人口有58个企业，像台湾1000人口有52—53个企业，小企业非常多，都提出了小企业振兴计划的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韩国和台湾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经济独裁的时期，蒋家父子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朴正熙和李承晚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民主化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落千丈。

　　从印度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来看，所谓的民主制度在转型的国家能推动高速经济增长是不正确的，从它的政治体制对比来看的话，东亚国家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面速度是最快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通过这个比较，中国有些什么问题，中国和这些国家的问题在哪儿。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中国未来10年、20年、30年要注意的主要就是就业问题，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偏差非常大。一个偏差就是城市化，拉美国家在3200美元的时候到了65%，中国现在3200美元的时候才45%，滞后非常非常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偏差。第二个偏差是服务业的偏差，我们现在大概3200美元的时候第三产业34%的就业，40%的生产总值，你去看320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本上都在67%，第三产业的就业和生产总值。再一个就是小企业发展，2007年的比韩国和台湾地区差了4/5，而且我们分布不均，西部一些一千人口才两个企业，还把个体户当企业算，就业非常困难。这几年如果描述一下它的现代化道路，第一就是在城市化方面户籍没有放开，但是由于临时居住证和出口导向的就业解决了许多农业劳动力的就业，但是问题就是住不下来、留不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论文，我就不讲了。

　　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一定要推进城市化，我觉得新农村建设不能建到农村里去，越建越麻烦，40%的农民去分越来越低的生产总值，死路一条，没有出路，一定要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是创造需求，狭义的工业化创造供给，如果你要城市化慢，必定是生产过剩，大企业是强国，小企业是富民，发展小企业一定是老百姓富，肯定是这个结果。第二，一定要把居住成本降下来，如果居住成本不降下来，年老以后又回农村了，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老婆孩子天各一方，这样的社会最危险。第三，政府的支持，印度和拉美的政府都受到老百姓的约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府预算机构、人员都受到强烈的制约，唯独中国机构、人员都得不到控制，政府每年从GDP里面收到33%，政府所用占整个全部收入40%，这也是国强民穷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不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