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奇：政府应该让农民富裕的离开土地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突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2月5日--12月6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第五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江西省社科院院长汪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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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出来，我们长期以来非常欣赏的关于农民工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在这场危机中都迫使我们必须予以深刻的思考，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路径解决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挫折。我想就两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一个问题是让农民富裕的离开土地。

　　很长时间我们是非常欣赏这样一种现象的，农民以土地为保障，当城市有就业机会的时候，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当城市发生失业的时候农民工重新回到乡村和土地相结合成为农民，我们甚至称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土地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看来我们这样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重要有2500万农民工失业重新回到土地，我来自中国南方的江西，江西今年春节前后最高的时候有500万农民工回到乡村，我们的观察告诉我们，这么一种所谓的土地保障制度带来的后果是，第一，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不可能彻底成为市民，因此没有办法有效的推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第二，造成了农民非常有限财富的浪费，农民工在城市租一套住房和在农村建一套住房，使他们非常有限的打工的收入在租房和建房问题上造成了损失和浪费。第三，造成了留守儿童的严重问题，这个严重的后果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更充分的暴露出来。这就是大量的农民工由于不能成为市民，不能够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因此他们的孩子在乡村孤独的生活中。留守儿童问题正在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更看到一种需要我们思考的现象，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欣赏的这种土地保障制度已经不灵了，大致有60%的农民工是18岁—30岁年龄段的农民，被经济学界称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对农村、土地没有任何的感情，也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艺，在这次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这些农民并没有回到农村，他们依然滞留在城市。我们有一个调查，为什么在失业状态下农民工没有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因为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大致有一笔可以支持一年左右生活的积蓄，一旦这笔积蓄在城市失业状态下消耗完毕的时候，必然会成为城市的绝望阶层，这对城市的社会稳定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沉浸在欣赏中国土地保障制度的梦幻之中了，我们应该警醒起来，应该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高度来看待这么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我在这里提出，让农民富裕的离开土地的命题。现在我们的农民作为农民工是在贫困的条件下离开土地的，是在贫困的条件下在不安全的情况下离开土地的，他们进入城市，没有稳定的就业条件，他们离开乡村，他们没有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可能性。我记得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乌洁同志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味的演讲，叫国共两党农村改革之比较，他提出国民党之所以能够稳固的统治台湾地区，之所以在台湾地区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村进行了有效的土地改革，大量的自耕地通过土地的产权转让赢得了在城市居住的条件，赢得了在城市进行工商业投资的资本，他认为国民党关于农村改革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的，中国农民要富裕的离开土地，要能够在城市稳定的居住下来，并且具有创业投资的可能性，需要有财富，那么靠农业的积蓄是没有办法形成这种财富的，唯一可以形成这种财富的就是把他们的土地转变为货币资本，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

    今天上午陆学艺先生讲到，现在的农村改革要向城市改革学习，中国的城市改革正是通过产权明晰开始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了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制度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从而引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应当从明晰产权开始，进行一场重要的土地制度改革。这场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毕竟有近60年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意识形态上我们怎样接受土地改革的现实？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永佃制，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承诺的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延长为永远不变，成为一种永佃制，集体所有的土地经营权永远归农户所有，在交易一种永远不变的经营权的时候，这样的土地经营权是可以卖得出价格的，这样的土地经营权是可以使农民富裕的离开土地的。

　　第二个问题，向经济全球化要就业机会。我们说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讲要推动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那么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怎样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充足的稳定的就业机会。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许多学者都提出，中国经济不能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甚至有很多学者愤怒的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实在是太不平等了，中国只生产不消费，美国只消费不生产，美国用白纸印成美元平衡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合理性的，对所有这些说法表现出的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要为几亿离开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必须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我们必须继续承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中心。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国内来看，我想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一个基本理念，这就是中国目前还处在并在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我们当前无法否定，无法改变的现实，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个初级阶段在参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至少表现出这么几点约束性。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有13亿人口，这个巨大的人口压力一旦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扮演世界工厂，扮演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中心的角色，就变成了劳动力低成本和劳动力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这是化压力为优势的枢纽。第二，中国东中西三部分发展极不平衡，中国的东部地区可以说要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中国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如果只会生产领带，只会生产衬衣，那么是不可能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是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了，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实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只有挤压劳动力工资，挤压劳动力工资带来的结果就是民工荒，一段时间沿海地区之所以有民工荒，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部、西部地区转移是大有可为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资本，需要就业机会，需要企业家，因此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想我们从移民就业到就地就业，通过这么一个转移视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充分就业机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从国际情况来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参与全球化，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今年三月在这个讲台上中国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说到世界经济三大板块构造，一个是美国欧洲为代表的低价格的资本供给体系，一个是俄罗斯为代表的低价格的资源供给体系，一个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低价格的人力资源供给体系，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低价格资源供给体系再不可能低下去，其他两个板块我以为都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因此，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尽管目前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但是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依然有着广泛的前途，不管从国际国内来看，都可以为我们城乡一体化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它的路径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