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后危机时代产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

　　本期做客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何德旭

　　何德旭：经济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了十余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成果多部（篇），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制度、资本市场、企业融资、货币政策等。

　　
　　发改委等十部门在今年10月举行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信息发布会，宣布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产能过剩行业，国家有关部门将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自此，“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产业结构调整”再次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探讨的重点。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博士做客《首席观点》，针对当前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就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记者：最近，为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产能过剩行业，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将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对此，您有何看法？

　　何德旭：我国的产业结构，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也包括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还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结构，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都存在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特别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更加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更加严重。具体表现就是许多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除了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点名”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以外，还有一些行业或产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于有的新兴产业也不例外。比如，新能源产业是我国亟待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过于看重新能源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对即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一哄而上”。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经有18个省提出建设新能源基地，甚至有的把新能源当做支柱产业来发展。“一窝蜂”发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会为未来整个产业的有序发展设置障碍。

　　客观地说，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也不是我们今天才遇到的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一直在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不懈的“斗争”，比如，差不多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但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始终与我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相伴而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常态。这意味着，即使是某种合理的产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也会变得不合理。因此，每个时期都会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后危机时代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大任务重

　　记者：造成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

　　何德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因素，比如，当地方政府或企业看到未来的市场需求较好而进行投资时，从某一个地方政府或企业的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或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造成所有地方政府或企业投资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未来市场的需求；也有地方政府过分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地方政府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冲动，因为只要上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就能够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能够获得税收的增长，这样就难免出现拼资源、抢资金的现象，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当然也还与我国的土地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定价机制不合理有关，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或企业投资过热。

　　正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成因异常复杂，所以调整起来的难度就很大，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就十分艰巨。比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业的调整特别是一些过剩产能的淘汰，涉及到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债务化解等多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淘汰退出机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来自地方的阻力也就无法真正消除。再比如，在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新的变化，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加强贸易保护，召回部分工业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因此，我国获得高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更为艰难，外需对我国产业调整特别是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明显降低。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记者：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这一判断在学术界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关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发展重化工业是工业化中期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提升优化产业结构必须依靠大力发展服务业来推动。请谈谈您的观点。

　　何德旭：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社会进步程度，特别是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之所以这么说，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虽然我国进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轻工业和服务业，但是无论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还是以轻工业、服务业为主，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高效率的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提高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程度，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长期来看，这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主要动力。其二，经济发展史和工业化理论表明，产业结构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容易导致很多弊端，例如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内外经济失衡、社会矛盾突出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比例迅速增长，但其服务业也是高度发达、比重不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的，甚至在工业化前期这些国家服务业比重也是处于主导地位。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就是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和部分重工业超前发展，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同时结合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否则产业结构将会出现畸形。其三，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都面临调整、改造和升级的繁重任务，利用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等手段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我国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必须在对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改造和升级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也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而要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的关键是以技术进步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和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同时，还要利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成果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制造业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为核心，使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制度在现代服务企业和现代制造企业中广泛运用，从而使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成为生产率首先得到迅速提高、管理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劳动者素质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迅速增强的现代新兴产业部门。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产业选择不同的方向，对于传统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如农业、纺织、轻工、生产生活服务业等，应着眼于提升技术含量，形成特色工艺和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对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则要通过国家政策引导，支持自主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有利于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生物技术、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要加强政策引导，甚至需要国家直接投入，形成自己的“拳头”。

　　大力发展服务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调整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何德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积极推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服务业发展的规模还是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我国与同等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服务业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因此，下一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作为商品生产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其产业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的作用；重点发展以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准；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例如需求潜力大的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组改造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还要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品研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产品展示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国际采购中心和销售中心等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协调好发展服务业和吸纳就业的关系。目前在我国服务业中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是传统服务业，由于传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和对就业的贡献率很有限，因此过度依赖传统服务业吸纳就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本深化带来的就业问题，也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发展结构。因此，应在挖掘传统服务业就业潜力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扶持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中就业容量大的社会服务业（例如物流、社区服务、信息服务等），通过全面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来扩大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这里还要解决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服务化和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发展服务业与推进工业化非但不矛盾，而且能够在更高程度上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为，一方面，随着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工业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信息化是提升工业科技含量、带动企业经营管理创新、业务流程再造、组织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再一方面，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工业的发展对服务业提出了日益增多的个性化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既是随产业分工从工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产业部门，同时工业也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和产品结构，而且，第二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服务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等基本上由第二产业提供。因此，通过发展服务业与推进新兴工业化的有机结合，能够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着力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重工业轻服务业的思维方式仍是制约和限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思想根源。因而需要建立一种全新、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协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境、就业等约束条件之间的矛盾。二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减少政府对经营性活动和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参与，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遵循市场机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立，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恶性竞争，摈弃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规避产业结构趋同，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三是不断完善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这里面的重点是要完善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以引导投资方向，发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优化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应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来引导投资方向和促进投资结构优化，从而避免因投资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除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以外，还应当充分发挥土地价格的调节作用，使地价的高低能够影响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投资成本，进而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信号和导向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深化环境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构建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就资源使用而言，有必要建立各类企业都要为取得重要资源使用权和开采权付费的机制。另外，各地应强制建立起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和安全投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