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中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气候谈判中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陈墨

　　令世人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如期召开。

　　各国政要肩负地球未来使命、头顶国际主义光环出席大会；与此同时，政要们深知，他们首先需要对本国利益负责。这意味着，谈判者的外表是国际主义、人类主义乃至全球主义的，而内心则是爱国主义的；他们所用的语言是环保主义的，而谈话实质却是发展主义的。

　　如果人类解不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之结，如果国际主义的前提只能是丝毫不损害本国利益，气候谈判的宿命只能是悲观的。这种悲观宿命或许可以通过开会本身的一个例子说明：

　　哥本哈根大会官方网站称，本次会议共计将排放约４．０５万吨二氧化碳。为了抵消这一排放量，丹麦将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投资约７０万欧元，兴建２０座用新能源烧制砖块的砖窑，以取代一些污染严重的旧砖窑，从而每年减少５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计划形象地诠释了《京都议定书》中履约的灵活机制。

　　然而，假设有证据证明，这些新能源砖窑同样会产生严重的排放问题；或者无论有没有这７０万欧元，孟加拉国都会建设这些新能源砖窑；或者这些新能源砖窑所产生的减排作用，被达卡当地粗放式经济的迅猛增长所抵消……这些都会成为灵活机制受到质疑从而难以维持下去的理由——正如联合国掌管碳交易的机构眼下暂停核准中国风力发电项目获得ＣＤＭ资金一样。

　　果真新能源砖窑难以为继，既是丹麦国际主义的失败，也是孟加拉国爱国主义的失败。大概能证明的是，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不可能坐到同一张谈判桌上。

　　“国际主义者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的观点很简单，也很现实，就是当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发生冲突时，国际主义者是可以成为爱国主义者的；反之，则不行。

　　用这种眼光看待和分析当下气候谈判各方心态，应该是合适的。大家都不否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共同的责任”是理想，是国际主义；“有区别的责任”是现实，是爱国主义。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小心翼翼地在“共同的责任”中划出一块符合本国利益的部分，作为“有区别的责任”用以履行。坦白说，就是借气候谈判谋求本国利益。

　　欧盟希望借气候谈判及行动树立自己外交新形象，争取更多全球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既不愿意放弃话语权，又希望与发展中排放大国捆绑承担责任；７７国加中国集团，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基本保持一致（比如不希望限排阻碍自身经济发展），但内部分歧也越来越明显：小岛国集团欢迎欧盟立场，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为了资金愿意做更多妥协，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达成气候协议，甚至否认气候变暖与人类有关……

　　如果说气候表现在所有人看来是基本一致的话，气候变化的原因则已有分歧，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就是千差万别——尽管减排已成为共识了。显然，在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眼里，气候谈判几乎完全是两个概念。科学家的一些国际主义精神，在秉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政府官员眼里，不过是“左派幼稚病”而已。

　　既然环境本身注定无法参与气候谈判，那么环境利益的代言人——人类的国际主义或者全球主义，在谈判者爱国主义本能面前，也只能形同虚设了。

　　与其这样，还不如大家都扯下国际主义的面纱，痛痛快快地讨价还价，做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