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哥本哈根会议的实质意义有多大
■本报记者 王月金■见习记者 赵海娟
１２月７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１５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５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欧洲可能面临新的冰河时代、马尔代夫等岛国将面临“灭顶之灾”……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值被不断调低，会议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最好是一次“失败的会议”？
日前，世界顶级气候科学家詹姆士·汉森公开表示，就地球以及我们后代的未来而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最好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他说，“此次峰会所研究的‘减排计划’根本就是个错误的提法。我们重新评估一下现在的环境状态，如果得出了错误结论，那么人们将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去发现错误出在哪里。”
虽然深知工业废气对大气的破坏，但汉森强烈反对减排市场计划。汉森指出，所谓的“减排计划”是建立在“制定排放上限并且排放量可以买卖”的机制之上。
目前，针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俄罗斯新闻网１１月２３日报道，俄罗斯黑客从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机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ｔＣＲＵ窃取了工作人员和研究学者之间的往来书信。其中一封信是英国著名气候学者菲尔·琼斯在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写给同事的，信中写道：“刚才《自然》杂志的麦克耍了个手段，将近２０年的每阶段的气温增加了（从１９８１年），这是为了隐瞒这一事实，气温实际是降低了……”。
对此，有分析认为，全球变暖有可能是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想出来监控全球工业的一个“借口”。
尽管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但地球气候已经发生的种种灾难性变化，意味着地球人有必要立即采取果断的全球行动，减少碳排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说：“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新协议，各国需要拿出合作与妥协的精神。” 他表示，在哥本哈根会上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它应该包括３个方面：发达国家到２０２０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及技术支持。
目前，中美两国均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１１月２５日，中国第一次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将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同一天，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少１７％。
但仅靠中美两国的承诺，尚不足以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
而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后，欧盟态度转趋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诚意。
日本虽然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排２５％，但尚未阐明如何实现目标，且分析认为该国减排空间有限。
专家警告，全球暖化速度将远高于峰会所设置的摄氏２度上限。德国表示，假如无法紧守２度上限，峰会将等同失败。因此不应对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抱过高期望。
但也有观点认为，哥本哈根峰会有望达成协议。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排放国的领导人几乎都计划在峰会最后一天出现，而此次峰会的任何协议，必然会在最后一天签署。目前确认出席的１００多位领导人中，包括中国的温家宝、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日本的鸠山由纪夫Ｙｕｋｉｏ Ｈａｔｏｙａｍａ、英国的戈登·布朗Ｇｏｒｄｏｎ Ｂｒｏｗｎ和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ａｒｋｏｚｙ。一位高层官员谈及此次会议时表示：“世界领导人不会愿意两手空空地离开。”
此外，气候经济学家、斯特恩爵士Ｌｏｒｄ Ｓｔｅｒｎ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目前世界主要排放国做出的减排承诺“非常接近”科学家为避免气候变化最糟糕影响所要求的减排水平。但他补充称，各国政治家需努力确保最大程度地兑现这些承诺。“如果带着善意和正确的合作精神，那么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全球变暖承载国际权利转移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气候和贸易挂钩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发达经济体担心，如果本国工业面临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那么它们将会丧失竞争力。因此，欧美等国家纷纷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宏源曾分析，气候谈判归根结底是场政治谈判。有分析认为，哥哈会议表面上各国是就温室气体排放量讨价还价，但实际上却是全球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博弈，触及长远国际权力转移的问题。
因此，全球三大气候阵营——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包括加拿大、澳洲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和７７国集团，仍就减排目标和资金争论不休。
在减排目标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２０２０年应当在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４０％，而发达国家极力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减排责任，目前只有挪威承诺减排４０％。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金融时报》社评认为，美国和欧盟应当允许中国和印度承诺大幅降低各自的“碳排放强度”，这种指标更适合人均排放较低、但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
此外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资助承诺也是拖延谈判进展的棘手问题。丹麦环境部长、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表示，对于哥本哈根大会，意义最重大的就是发达国家拿出实实在在的资金。她说，我们必须获得延续至２０２０年的长期资金，而且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必须做出实质贡献。
联合国指出，到２０２０年，这部分援助应达到每年１０００亿美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最近决定，谈判应争取就总额达成承诺，使富国无需再各自作出长期承诺，进而大大简化了这部分谈判。但他表示，发达国家仍需同意在未来３年，每年提供至少１００亿美元的短期融资。
但据英国《卫报》报道，双方在新的资金支持规模上的立场几乎不可调和，发展中经济体要求在２０２０年之前每年得到４０００亿美元，而发达经济体只同意付出１０００亿欧元约１６４６亿美元。
截至目前，欧盟既没有确定具体的援助金额，也没有确定各成员国的具体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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