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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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2 岁的理查德·加德纳并不显老态，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言谈、反应、思维和记忆力不会输给比他小二三十岁的人 |
专访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顾问加德纳--“我是自由贸易的信奉者”
从肯尼迪总统、卡特到克林顿三届政府，加德纳分别出任大使、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至今，他仍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谈到几任总统，他说：“在个人
文/洪立，摄影/胡滢
要给理查德.加德纳加一个头衔有点难。
他的名片上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但他还有过很多身份：执业律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驻意大利大使、驻西班牙大使、联合国特别顾问、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这些似乎无法用一两个词来概括。
“这的确是个棘手问题。”近日在上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这位老人笑着回答。今年82岁的他并不显老态，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言谈、反应、思维和记忆力不会输给比他小二三十岁的人。不过，他仍然开玩笑地提醒摄影师：“请让我看上去很年轻。”
加德纳用去年给学生做的一篇演讲的主题，为自己的这辈子作了总结：“法律——主要是国际法，外交，还有经济，这就是贯穿我人生的一条主线。”
被肯尼迪任命的名校精英
加德纳身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除了丰富的职业生涯之外，还有他的“梦幻学历”：哈佛大学经济学本科（1948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1951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1954年）。
能够进入这些顶尖学府，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加德纳生于纽约市曼哈顿，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独生子，父亲是律师。“和中国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的情况相似，父母也想给我最好的一切，受最好的教育。”他告诉记者，“我有幸能上这些学校，并非因为父母有钱。上哈佛和牛津，我都是靠奖学金。”
资助加德纳上牛津大学的，是出过众多名人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算他的“学弟”）。
加德纳的博士论文题为《英镑-美元外交》，讲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诞生经过。“我运气很好，拿到了英美首席谈判代表凯恩斯爵士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私人文件——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原始文件。二战犹酣时，我们已经开始规划起战后的架构，这要归功于罗斯福总统的远见卓识。他想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奠定经济基础。”加德纳回忆说。
当时坐下来讨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只有美英两国。今年加德纳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布雷顿森林-关贸总协定体系》，为该体系62年来的成败开列一张“资产负债表”，并提出这一体系应如何再造、调整，以包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
从牛津学成回国之后，加德纳却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自己接受的科班教育的道路，因为“我发现一点：要当一个经济学家，我还不够聪明”。
于是他改行做起执业律师，主要涉及国际法。三年后，他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法律。又过了两年，约翰.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32岁的加德纳加入他的竞选班子，并在肯尼迪当选后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负责联合国事务。
“那时我还很年轻，就在联合国工作，为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理想效力，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我无法用语言向你传达。”加德纳感慨道。他在联合国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等很多戏剧性事件，并参与了《外太空条约》、《联合国发展计划》等历史性文件的起草。
肯尼迪遇刺一后多后，加德纳回到了为自己保留教职的哥伦比亚大学。虽然重返校园，但他与政府的缘分还远没有结束。
结识卡特
在加德纳的哥大同事中，有一位同在肯尼迪政府中任职的老友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位比他小半岁、在波兰出生的教授，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国际战略理论权威。
1973年夏季的一天，两人一起在哥大教工俱乐部吃午餐时，布热津斯基告诉加德纳：戴维.洛克菲勒想和意大利、日本友人成立一个由商界、学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团体，商讨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并邀请自己出任负责人。他问加德纳想不想参加？后者欣然接受了。
这个团体，就是在著名的美欧日“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其成员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外向型”政要：卡特、基辛格、老布什、克林顿夫妇、格林斯潘……
布热津斯基还提起吸收卡特的趣事：委员会创始人先拟定了一份成员名单，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来自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还有一些加州的，就是没有南方人。他们觉得这样不行。
正好那个星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做的是南方各州州长，上面有佐治亚州州长卡特的照片。洛克菲勒说：“你们读到这个人的故事没有？他在东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开办了办事处，听上去非常‘三边’，也许我们应该吸收他进来。”于是，卡特便成了委员会的一员。
“1974年我到华盛顿出席三边委员会的会议，当时这位年轻州长见人就握手，操着浓厚的南方口音说：‘嗨，你好啊。我是吉米.卡特，我要竞选总统。’”加德纳回忆起第一次见卡特的情形。“当时人们都纳闷：这家伙是谁？没人认真看待他。但布热津斯基和我都对他印象深刻，因此当他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团队时，我们都同意了。”
1976年，卡特果然当选总统，他的政府中共有13名成员来自三边委员会，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加德纳则成了驻意大利大使。
1981年，由于卡特的败选，加德纳结束了四年的大使任期。2005年，他写《意大利使命》一书出版，受到了卡特、布热津斯基、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意大利前总理阿马托、前总统柯西嘉等人的高度评价。卡特称该书“是对冷战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成功外交使命之一的戏剧化且准确的叙述”。
1993年，加德纳再度出使南欧，被新总统克林顿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这段经历同样让他很有成就感。“在我出使期间，西班牙曾任欧盟轮执主席国。当时的外长、后来的欧盟外交负责人索拉纳找到我，说他们要借担任轮执主席的时机，加深欧美关系。于是我们设立了一支团队，开始展开谈判，最后达成《跨大西洋新议程》——一项由四点组成的全面合作协议。这是我在西班牙的巅峰时刻。”这位前大使告诉记者。
这次他还是干了4年。“这是正常的任期。一个总统获连任之后，通常会另派一个大使。4年其实也够了，再长就会变乏味（笑）。我自己也想回来过正常生活，当一个教师兼律师。”他说。
西雅图恶梦
加德纳接受采访时，正值西雅图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的10周年纪念日。那次会议留给人们的最大印象是暴力和失败。
当时加德纳应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邀请，成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1999至2002年，他是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和总统或美国贸易代表开一次会，商讨贸易政策。”
西雅图会议旨在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各方打算就议程达成一致。1999年11月底，当美国代表团抵达西雅图时，发现当地形同围城，很多抗议者上演了“全武行”，美国代表团是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些狂暴的人包围了我们代表团，使我们成为囚徒，去不了会场。”加德纳说，“这些人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公平的说，也有很多抗议者并非疯子或暴徒，只是工会成员或存在真正关切的人。”
他分析说，会议的失败其实不完全是抗议者造成的，尽管他们制造的混乱导致会期推迟了两三天；主要原因是美欧无法就农业问题达成一致；“这很让人悲哀。我是自由贸易的信奉者，那次会议的失败是一大挫折。10年过后，我们还是原地踏步，无法完成多哈回合。希望明年能够完成，但难度非常大。”
现在加德纳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约40名成员之一。这些来自商界、工会、学界和法律界的成员每年开会三四次，由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主持。
如果不在政府任职，加德纳就回哥大教书（目前教“国际法基础”），同时也在律师所兼职。谈到美国现任总统，他说：“我没教过奥巴马。他本科念的是哥大，但法学院却上了哈佛。”
B=《外滩画报》
G=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
“新兴国家需要向美国开放市场”
B：你的教育背景是否使你成为一名精英分子？
G：是。但我不认为这是坏事。如果精英分子是指某人很幸运，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又努力将所学运用于现实世界中，且他重视知识与学习，那么我就是个精英分子。在这里我不是指那些势利眼、看不起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人。一些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人也可能非常聪明，比如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哈里.杜鲁门。他从未上过大学。
B：美国有不少大使都属政治任命——给予竞选筹款人的回报。你是否也是？
G：我分别只向卡特和克林顿捐过1000美元。对此我很自豪。有些人能当上大使，是因为替当选总统筹款百十万美元。我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一个不幸方面。
B：你受过三个民主党总统的任命。你和哪个最熟悉？
G：在个人交往上，我和卡特最熟悉，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肯尼迪当总统时，我只有32岁，只见过他三四次，与他关系并不密切。不过，我和阿瑟.施莱辛格（肯尼迪的“宫廷史官”）是好朋友，索伦森（总统首席撰稿人）也是。克林顿和希拉里我都认识，希拉里刚当选参议员时，曾打电话让我推荐一个对外政策顾问。我推荐了一个以前的学生，他现在跟她进了国务院。
这三位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们并不完美，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积极和不那么积极的方面，但他们真的很聪明，很善于分析，提出尖锐问题，处事很有条理。
奥巴马也一样。我见过奥巴马，但和他不熟，尽管我和副总统拜登是好朋友。奥巴马和那三位前总统一样睿智。他还有一个难得的优点：自制力极强，性情极好。虽然面临那么大压力，但他从未发过脾气。有这些总统是我们的幸运，而在肯尼迪和现在的总统之间，有些总统就不让我引以为荣。
B：你最喜欢自己从事过的哪种职业？
G：我很幸运，能在法律实务、法律教学和政府三种职业中通行。很难说我最喜欢哪一个，这三种经历都很棒。我认为法律实务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教授；同理，这些背景也让我在政府中干得更好。
我有三个学生在政府中身居要职，他们都只有四十多岁，一个是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另一个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首席律师。
B：如何突破世贸谈判僵局，破解中美贸易战？
G：美国的贸易文化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对等性。启动战后开放贸易体系的第一项相关法案，是1934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对等贸易法》。其概念是：美国愿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换取其他国家相应地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当然，我们也接受这种概念：不发达国家不必作出与富国相同的让步。但在对外贸易上，国会拥有巨大权力，没有它批准，什么都干不成。我们必须从中、印、巴西等新兴国家取得充分的市场开放机会，尽管未必要完全对等，这样才能说服国会让步。
我并不是说美国的表现很完美，我们也许需要多削减农业补贴，但目前在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三大领域内，给我们出口商的机会还不够多。例如去年我们对华出口额为710亿美元，进口额却高达3370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的开放。
B：你的《意大利使命》为何在卸任24年后才出书？
G：因为我深信，一个大使应该对他的出使国负有义务，不应一离任就把一切外传，让出使国仍然活跃的人士难堪。我的书相当透明，什么都讲，引用了当时我的日记、电报、与华盛顿的往来函件。或许我等了太久，当然写书也用了我很长时间。另外，我还需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过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CIA几道关，好在他们没有拿掉任何内容，因为事情毕竟已过去了25年。如果只过去5年，他们会说：不不不，你不能提那件事。
B：你当年出席环境峰会时，气候问题还不那么急迫吧？
G：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努力说服美国国会和公众。众议院通过了一个相关法案，但参议院还不没有通过，这有点让人难堪，因为我们将两手空空地去哥本哈根。奥巴马政府和中国都提出了减排目标，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都需要做得更多。我希望哥本哈根会议成功，否则结果将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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