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郭晋晖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陈昌盛：
一篇名为《“十二五”分配格局新途径》的文章这两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文全面分析“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和路径。昨日，CBN记者专访了该文的作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陈昌盛。
陈昌盛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调结构、促转变”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线，而调节收入分配正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之一。
“收入分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运行。虽然收入分配涉及到利益调整会非常艰难，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已经形成倒逼，我们到了必须作出改革的时候了。”陈昌盛说。
调整初次分配不能靠加工资
CBN:根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当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提高劳动者收入？
陈昌盛：初次分配的核心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尤其反对用劳动法规等手段硬性地提高工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适得其反。在劳资双方博弈中，劳方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利益损失。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其他国家相比的一个不同点是，国际上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服务化的程度在提高，而中国的情况却没有反映这个规律。当前在我国资本替代人的倾向非常明显，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弹性也在下降。“调结构”成为明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的重头戏，必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性的发展，以及工业的服务化程度提高，通过增加就业来增加居民收入。
初次分配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严重不足。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应该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同时，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另外，在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政府需要加强对劳动市场的服务职能，特别是增加对劳动技能和职业培训的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通过提高劳动市场的活力来保障劳动者利益，也是有利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地位改善的途径之一。
CBN: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劳动力价格却没有相应地提升，是不是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抑制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
陈昌盛：劳动力的充足供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事实上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要素价格体系改革滞后，在资源、土地、资金方面都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加上地方政府对外向型企业仍有很多竞争性的优惠，这使资源以一种低效的要素扩张方式在配置。
这导致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资本机器替代人，二是要素价格过低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应该成为“十二五”调结构的重头戏，也将有助于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收入。
垄断利润补贴公共支出
CBN:政府在缓解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上应在哪些方面发力？
陈昌盛：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人群收入差距是当前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问题。我认为，在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上，政府的空间是有限的，最终还是要靠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农村才能够更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虽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反哺农业的措施，是好的，但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
政府应该加快解决的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尽快放松对垄断行业的管制，比如说铁路、电信等领域，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善供给，有效缩小这些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且也有利降低这些行业的价格水平，使整体老百姓受益。
至于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或者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果短期内市场化不太可能，那么它们经营利润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性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应该成为中国保障体系建设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之一，而不能让国家收益被某些行业和行业中就职的人员独享。
CBN:在再分配的制度设计中，你觉得税收体制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陈昌盛：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目前的所得税制是分项征收的，劳务报酬是按次征收的，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实际的家庭负担水平。因为一个家庭四口中有三口人工作和四口人只有一口人工作的家庭负担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多次表示要推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体制，我认为这项改革必须加快，由分项征收过渡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抵扣，这是个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此外，还应该把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与就业挂钩。另外，当前的房地产投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所以还应适时开征物业税，提高资产持有者的成本。
改善政府支出是突破口
CBN: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陈昌盛：除了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外，改善政府支出可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明显影响，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降低居民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自我负担水平，还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谨慎预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目前更多的还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从本届政府开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像医疗改革以及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等，都体现出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预计在十二五期间调整幅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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