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当前，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还不够合理，据专家估算，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中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为此，要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的投入，切实改变公共福利投入“不及”的状况
在我国，由消费资源分配不公、消费过度分化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作为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福利的制度安排，是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居民消费差距逐渐扩大
当前，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居民消费分化现象都非常明显。
第一，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差距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呈上升阶段，差距也开始扩大。以2006年为例，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14967．38元），西部最低（9728．45元）；东部人均消费性支出最高（10870．49元），中部最低（7260．44元）。
第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巨大。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243元，而农村居民该项支出只有3661元。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68∶1扩大到了2008年的3．07∶1。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达到3．31∶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等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6倍。
第三，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98年，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7593．95元，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97．60元；2007年，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337．33元，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4036．32元，极值比从1998年的3．17扩大到2007年的5．78。
最后，炫耀型消费、虚荣型消费、攀比型消费等过度高消费现象严重。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过度剩余的钱财将暴富人群推向了追求刺激、贪图虚荣的挥霍炫耀型、攀比型消费方式上来，造成消费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低收入群体基本消费水平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公、社会阶层矛盾加剧等问题，埋下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公共福利投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收入两极分化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原理，他指出，如果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只有在做了上述扣除之后，才可以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其中的“保险基金”、“保健设施”等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指的能够确保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主要通过公共福利制度来体现，而公共福利制度是通过公共财政分配活动实现的。
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进入转轨时期，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但新的福利分配制度还不健全。首先，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中国总体上的福利分配远远不能有效满足实际需要。2007年，我国公共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不到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其次，公共福利在城乡的分配差距非常明显。以人均卫生健康资源为例，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1％，而公共卫生资源还不到全国的20％。再次，城镇中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由于户籍歧视，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最后，即使是在城镇，公共福利的覆盖面也非常有限，比如当前还有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没有纳入养老保障范围。
当前，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不均衡、不公平的供给状态，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居民、农村居民、城市贫困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导致居民风险防范型储蓄动机不断增强，对消费带来不利影响。根据《中国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由“六五”时期的66．3％下降到2007年的49％。美籍华人张欣教授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消费、增加产出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中国每增加100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可以增加155亿元的产出。
平衡公共福利投入、缩小居民消费差距的对策与措施
第一，把调节社会差距的落脚点放在缩小居民消费差距上，完善向贫困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过去，有关部门往往用居民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等三个指标，来衡量和测度社会差距的程度，并且在调节这三种差距时比较注重调节收入差距，而忽视基本消费公平问题，结果成效并不大，因为对个人而言，上述三种差距中最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其次是收入差距，再次是财富差距。因此，政府在调节这三种差距时落脚点应放在消费差距上。同时，要完善向贫困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国民收入从效益较好地区向效益较差地区、从效益较好行业向效益较差行业、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分配，把消费差距控制在可控制的社会公平要求的范围之内，缩小居民消费差距，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二，以社会公平原则作为哲学基础，均衡适度地加大公共福利的投入。
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效率，而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环境。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离不开公平的收入分配、福利分配和利益调节机制。为此，要以社会公平原则作为哲学基础，适度加大公共福利投入力度，平衡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保障社会各个收入阶层的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某种基本一致的利益，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生有所食、教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
第三，优化各级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构建与公共福利投入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利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在公共福利方面基本是属于“不及”，导致了一些民生问题，特别是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即医疗、教育、住房）问题。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当前，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还不够合理，据专家估算，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中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
为此，要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的投入，切实改变公共福利投入“不及”的状况。同时，还要构建适度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推动形成“与提高人的生活福利质量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