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市场的非理性呼唤金融监管

　　12月13日，“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聚焦资产泡沫与监管”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主持，当代行为金融学创始人罗伯特·希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等共同探讨行为金融学对于金融监管的影响。

　　经济危机引来投机心理

　　罗伯特·希勒在演讲时称，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房市、股市上升，信心指数却在下降，而房价与生产成本、利率、人口增长无关，可能是经济“故事”引来的一些投机心理。

　　在希勒看来，各国央行要对泡沫进行监管，扩大权力，对人的不稳定性加以管理。而行为金融学是未来金融新秩序的理论。

　　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并不认同行为金融学可以完全颠覆传统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主导。

　　朱民认为，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解释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但现实中有很多非经济人和非理性行为，市场经济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归纳和总结，每个人都有理性的一面和非理性一面，按照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经济学解释在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非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非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等领域还是空的，所以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除非行为金融学能解释这些问题，动物精神不会是经济学的主导理论。

　　在金融监管方面，美国的监管框架主要是“微观监管（企业市场行为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保证流动性、降低宏观风险）、保护消费者监管”，对衍生品标准化、透明化加强监管，而原有的框架并未在根本上变化。此外，引进了行为方面的理论，如控制高管薪酬的原始冲动，央行把泡沫的因素考虑进来，但行为经济学的理念如何变成有效可操作的政策和工具尚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金融衍生品要加强监管

　　作为行为金融学的拥护者，长江商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则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作为监管的指导思想不够，而理性行为无法解决“高管薪酬是长期激励而非短期激励”。行为金融学认为短期激励是非理性的，而在理性市场下，长短期激励的效果是差不多的，长期和短期都是理性的。比如，对高管薪酬的激励要靠连续几年的平均股价来激励，而不是短期激励，因为长期看平均股价接近于基本面。

　　“由于深受传统理性理论、市场有效的影响，美国监管层多年对市场（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放任的”黄明指出，从国内的金融监管来看，上市融资与否及融资规模、股票定价、卖空机制等问题要靠资本市场自身去解决，有必要维护合理的市场定价能力。而市场违规、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需要严管。严打违规行为，有助于长期价值投资形成稳定的市场环境，而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对公司治理加强监管、解决高管激励问题及关联交易。

　　另外，国内银行兜售西方银行设计的极其复杂的衍生品，而美国银行本土却很少销售，国内可以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

　　非理性是普遍现象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的观点则较为中庸。目前行为金融学对我们现时的监管渗透较深，比如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目前作为监管内容，因为高管为高薪作出非理性的行为，而使金融机构面临风险。整个全球金融监管的改革是越来越多受到行为金融学的影响，越少受传统理性理论的影响。

　　同时，谢平也抛出了一个问题，非理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散户（存款者个人投资者）、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金融监管者，这三种人有可能都有狂热或信心夸大、政治动机。如果非理性的人都有政治动机，这对金融监管又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谢平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行为金融学的假设，而证券监管的理论是强制充分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实际上投资者普遍对于金融风险的认识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