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能促成“全球气候思维”吗

　　⊙谭丰华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入了最关键阶段。客观点说，在已经结束的议程内，大会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很难说达到了预期。大会产生了两份官方文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主席案文，以及《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主席案文，用大会主席赫泽高女士的话来说，“现在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深入地探讨了”。从最新披露的会议最终协议框架草案内容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双轨制”协议方式得到确认，而且其针对发达经济体提出的扩大减排规模的要求，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不过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等重大议题方面分歧仍很严重。这两天的高级别会议必然是非常艰难的谈判，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将更为胶着。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14日已公开表示，本次峰会“有失败的危险”。但不管如何，18日的领导人会晤会给世人一个结果，希望不会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对于应对气候变暖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事务，所有国家都无法置之度外，在国际道义和代际伦理的内外压力之下，即使存在消极者，也不可能有激烈反对者。虽然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虽然发达国家内部，即欧盟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伞形集团国家在此次会议上的观点和立场亦有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其中的责任、权利及利益关系到每一个国家，斐济代表泪洒哥本哈根会场，即使不能昭示小国利益最终将受到极大关注和有效保护，至少也体现了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提出的责任和道义诉求，而面对这种诉求，一切国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或许可以预见，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全世界将由此产生一种“全球气候思维”，这种思维要求，在国际问题上，在采取所有国际行动之前，人类都必须关注未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争取更广大范围国家的正义支持。

　　看来，在国际问题协商机制方面，责任分摊将成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时相比，更多国家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了明确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交织与冲突中，要想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协议有相当大的困难。但即使无法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经过谈判和协商，至少能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在这些共识之下，并基于人类的共同理性，人们将最终达成一致的行动。世界的多极、贫富差距悬殊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国际协商机制建立和发挥作用的障碍，但也将成为人类关于责任分摊的一种标准。此次会议上，发展中经济体要求发达经济体扩大减排的呼声被写入了草案；而《京都议定书》升级版第三款第一条规定，参与该协议的发达经济体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30%至45%”；虽然第二承诺期的具体日期仍未得到最终确定，但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在责任分担上将有不同的要求，毕竟已经可期。

　　此次会议各种利益关切之严重性，社会公众、非盈利组织等非政府因素的影响之深，历史罕见。暗渡陈仓，唇枪舌剑，泪洒会场，愤然退场……每一幅图景都尽显谈判之艰难。数万抗议者近日以示威集会形式向大会施压，敦促各方尽快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协议。集会局部衍生暴力事件，示威者与警方一度对峙。丹麦警方事后宣布，约1000名示威者已遭警方拘押。与此同时，全球多个国家的民众集会、游行以及举行其他公众活动。实际上，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压力，不仅体现了民众对自身利益的极大关注，更体现了人类对子孙后代的终极关怀，彰显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诉求。这当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会者的决策，即使不是这次，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促进越来越多国际问题共识的达成，促成更多关乎人类未来事务的国际协商，并推动国家责任的有效分担，为共享未来而付出必要的代价。

　　哥本哈根的谈判很艰难，很曲折，但这个过程本身就证明了，这次气候变化大会将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国家高参与度集会。而人类前所未有的对气候变化的关切，最终将开启一扇关于道义、伦理与理性的大门。

　　（作者系资深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