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被代表”折射决策需保证程序正义

　　近日，福州市公布了自来水每吨拟涨0.5元的初步调价方案，并将于12月31日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但是，关于听证会参加人身份和产生程序的问题却遭到质疑。

　　据悉，此前福州市物价局发出公告，拟征集22名人员参加此次价格调整听证会。12月14日，市物价局举行水价听证会消费者参加人名单抽取仪式，按随机抽取的原则，从22名公开征集的消费者中随机选取8名消费者参加人、3名旁听人，并当场确认公布。然而，在被抽中者中除一位记者愿意公开身份之外，其他人并不愿意公开身份。

　　颇有戏剧性的是，12月8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在推迟23天之后终于召开，唯一坚决反对涨价的消费者代表却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为此，该位愤怒的代表向主持人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

　　出现怪状的还有济南。12月18日济南召开水价听证会，据，24名听证代表中，有处长、教授、高工，没有一名下岗职工、特困家庭人员或退休人员，这是济南召开的水价调整听证会出现的“怪”现象。

　　这并不奇怪，今年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了水价听证会，至今似乎未有一例公开透明，其间“怪状”百出，包括一些听证会代表身份不是普通百姓，或“假冒”百姓，或者干脆不公布身份。既然如此，为何非要举行听证会？

　　听证，原本是司法审判中为确保审判公平，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的一种制度。后来，人们将这一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用于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达到决策的民主、公开、公正、科学。中国目前有三大类听证，一是1996年建立的行政处罚听证，二是1997年建立的价格决策听证，三是2000年建立的立法听证。行政处罚听证多属个案，而立法听证中将要施行的法律、法规、办法等也多已定稿。

　　因此，三种听证中价格决策听证最为涉及到民众切身利益，因此它不能变成“涨价通知会”。而目前种种怪状的原因在于，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被听证的对象一般是政府部门主管的公共机构，比如水电煤气等部门，而这些领域的价格决定权本身就在相关部门手中。

　　实际上，即使民众参与听证，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也不具约束力。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基本的程序正义还是需要维护的，只有通过各方利益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之后，决策才会赢得更大的合法性，并在执行过程中会更加顺利。

　　现实中，一些部门总是倾向于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自己的规章制度，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或个别群体强化自我利益，但这有碍社会公正。这种不健康的行政文化如果长期存在，将是腐败现象、贫富分化、社会诚信减弱等问题的源头。政府部门的决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经济调控、经济转型的时候，也应该关注决策本身的过程，不能允许各种不公正的法律、法规长期存在并制造冲突。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序、合理扩大民众参与决策过程，让普通民众等各个利益方能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然后达成一定的决策，这样，不仅扩大了决策的民众基础，更有可能使政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尽量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并且，这种保证了程序正义的决策，在实施中通常也是阻力比较小的。

　　除了水价上涨的听证，还有一些典型的例子，比如拆迁和地产调控。若干年来，一些地方的拆迁造成了很大民怨，此类冲突时有发生，而缺乏一种协调的机制。地产调控更是如此，地产价格屡调屡涨，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于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选择性执法，强化自我利益，而相关决策过程是没有监督的。

　　中国社会已进入转型期，贫富差距问题需要及时应对好、需要在很多领域内维护公正。这就需要政府及时对地方主义、部门利益以及特定群体（如国企）的垄断行为进行约制，监管它们有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毫不犹豫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防止以上部门强化自我利益，甚至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当中公开偏袒，以避免我们的社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