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的冬天

　　“国进民又退”

　　多年以后，如果回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2009年注定是不能被遗忘的一年。

　　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年有太多的行业出现了央企、大型地方国企的“大跃进”，而且因为这一年“国家队”的挺进，很多并非依赖市场手段。譬如，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时，山东钢铁亏损，而日照钢铁盈利良好。再如山西煤炭整合，整齐划一的时间表和重组进程就像一根发条，“煤老板”们如果不愿被重组，重新换发的煤矿采矿证就不可能拿到，矿井只好被关闭。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刚刚过去的一两年间，除西藏之外，全国其他省份都和央企签订了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7.3万亿元。

　　吴族春的2009年五味杂陈。

　　吴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业务部首席律师。2009年9月，由他参与调研完成的《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书面报告一经出炉，吴族春就成了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但年关临近，吴族春却和那些“被整合”的浙江煤老板一样，再次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区别在于，浙江煤老板们是因无力抵抗山西省煤炭整合的“有形之手”沉默；吴族春则处在政府和煤老板们中间，因双方无法弥合的利益差距而沉默。

　　“我还会接到很多（来自煤老板的）电话，只要是求助，我都会全力帮忙。”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专业律师，他看到了晋煤整合中国家现有矿业法规与民法、物权法的“抵触”，无论是为了法规的尽快完善，还是为了维护浙商利益，自己都有责任这么做。

　　当然，吴族春也坦承，“煤炭只是矿业之一种”，“目前正忙着别的事”。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自2008年年底开始关注并深入调研晋煤整合中的浙商利益，吴族春并未接到过哪怕一笔来自浙江煤老板们的委托业务。

　　抱团“取暖”

　　2009年浙江的冬天真的有点儿冷。往年此时，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浙商往往大包小包、腰包鼓鼓地回家过年。但浙商们的2009年似乎“流年不利”：遭遇俄罗斯“灰色清关”、投资山西煤炭“被整合”、迪拜“炒房”被套等。这其中又尤以煤老板的亏损为最。

　　据吴族春的估算，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逾500亿元，控制煤炭资源年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而这一切很快就会“盛景不再”：“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年产能都无法达到90万吨的标准，这意味着这些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

　　这场改变浙籍在晋煤老板们命运的晋煤整合风暴始于2008年9月2日。彼时，矿难不断的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下称“23号文”），定出了目标：到2010年底，山西省内煤矿企业年产能不低于300万吨，矿井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煤炭企业缩减到100家左右，国有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此前，虽经历过多次整合，但山西省内仍有近2600座矿井，煤炭企业2200家。而浙江煤老板们的矿井尽管基本不达标，但彼时23号文并未引发他们的绝对重视：由于经常遭遇安全整顿和停产，煤老板们并不知道这次政府“动真格”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现在看来，可能被浙江煤老板们忽视了的重要信号至少有二：2008年9月14日，因临汾市襄汾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9·8”特大溃坝事件，曾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接替孟学农出任山西省省长；2008年年底，国务院针对美国次级债危机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多项产业整合及振兴规划出台，各省的产业振兴规划亦陆续跟进。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晋煤整合开始提速。

　　2009年4月，《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下称“10号文”）下发，《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出台。省长王君亲自挂帅，任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称“工作组”）组长。10号文还将23号文计划保留的矿井数从1500座进一步压低至1000座。

　　按照工作组的规划，2009年7月，山西省11个市的兼并重组整合方案将全部通过审查；8月则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主体企业与被整合煤矿企业进入资产评估、洽谈、协议签订阶段；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2009年七八月间，重组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资产评估标准、补偿款数额及具体兑现时间上。这时，“风暴中心”的浙籍煤老板们发现，在被国有煤矿并购的过程中，煤老板们要么选择入股，要么选择现金补偿，但按照补偿价款为2004年矿主们缴纳的采矿权价款1.5倍或2倍的评估标准，很多人获得的补偿款一般只有其投资总额的“1/4~1/3”。

　　2009年9月中上旬，重组补偿标准过低、煤老板投资亏损的声音开始零星出现，但相较于强势的政府推进，浙籍煤老板们微弱的个体力量，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获得与政府对话的通道。于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召开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浙籍煤老板们第一次集体亮相。

　　“我们本想只邀请一名律师和一位煤老板探讨法律维权的问题，没想到，一下来了30多人。”论坛组织者、浙江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王婴表示。

　　高调的“挣扎”

　　“会议室的长桌两侧，分坐着煤老板和浙江法学界人士，这是一个可以用肤色来划分职业的小型聚会。煤老板大多精瘦黝黑，着装一律是刺眼的范思哲搭配古奇，私下交流习惯讲一口令人费解的苍南蛮话。”浙江《市场导报》首席记者万晓玲如此描述煤老板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事实上，那时的浙江煤老板们还是相当克制。尽管“人多势众”，但当天与会的30多位煤老板却没有一人愿意首先发言，每个人的开场白也往往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该老板称，一位同乡就因“公开姓名”（温州煤商练祖前，曾接受央视采访，本报注）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但在浙商转型会长论坛的该次研讨临近结束时，意外突然发生。

　　“我们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到那时会举行更高规格的集会。”煤老板中有人喊道，会场的鼓掌声顿时此起彼伏。接下来的11月5日，事态开始扩大。来自温州平阳县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州煤老板们在当天傍晚发起了“万人签名活动”。

　　据温州煤老板估计，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估计有40万人与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

　　平阳县政府迅速出面。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设在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的征集签名桌椅和横幅已被全部拆除。但问题并未解决。

　　11月9日，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下称“浙促会”）向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山西省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特快专递，要求对23号文、10号文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同时，该会力邀山西省政府、发改委、煤炭工业厅等相关机构，希望对方派员参加11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浙促会认为，山西省将国家行政“引导鼓励”政策改为地方行政命令“强制”，将所有中小型煤矿都合并到山西地方国有、地方民营的大型煤矿集团，不顾现有煤矿布局的区域差异和投资来源的广泛性、投资途径的合法性，违背了国家依法行政的要求。

　　“希望能给回应。”浙促会该事件的策划人于微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浙促会甚至动用了一些“高层关系”，但直至研讨会举办，山西方面也无一人前来。

　　在浙江民间的多方斡旋下，11月30日，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的相关人员前往太原，和山西省协商浙江煤老板在重组中的利益保护事宜。

　　“此前，协作办在联系时，山西省已经表态‘不愿接待’。多次沟通后，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出面接待了浙江协作办的来访。但山西方面根本不作表态，于是，这次沟通也就不了了之。”知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各自“筹划”

　　努力不少，但回报不多，浙江煤老板们面临的最终选择已经时间不多。

　　按照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设定的时间表，2009年12月是晋煤整合后开始换发采矿证等的日子。而由于原有的采矿证即将到期，未能参与重组的不予换证，这意味着浙江煤老板在晋矿井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

　　在吴族春看来，晋煤整合是相当复杂的多方博弈。吴本人支持煤老板们获得尽可能合理的补偿，但他也认为，政府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媒体最多是可以借力的辅助工具，而不能被当做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诸如煤老板们采取万人签名及其他一些“高调”操作方式，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反而容易让政府觉得反感。

　　“我国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矿业法1980年通过，1996年修订，1998年又出台了3个行政法规；但直到2000年，矿业转让方面的暂行规定才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矿业法的建设实际比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晚了22年。”吴族春告诉记者，“矿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除了等待立法方面的进展外，晋煤重组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相关政府部门和商帮群体在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建立探索出一条依靠专家、团体和机制方面的协商解决道路。”

　　但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条道路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