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秦晓：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最大成本

　　林毅夫、秦晓：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最大成本

　　“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内部失衡造成了外部失衡，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

　　1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2010年中国经济论坛”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演讲，系统谈及了中国改革的成功和成本。

　　尽管1月的纽约寒风凛冽，参会者还是清晨7点多便在纽交所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一通过严格的安检进入会场，可见中国经济的吸引力。

　　在论坛上，林毅夫和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发表了主题演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多位专家先后发言，就中国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等问题发表看法。

　　邀请中国学者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以英文演讲的形式来探讨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这一活动本身的创意无疑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美国业界的积极回应。报告大厅内座无虚席，近600位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金融公司以及首都华盛顿、费城等地的经济学家、外交官、律师等专业人士出席，他们不仅认真、耐心地听会，而且还积极参与到一问一答的互动环节。

　　演讲中，秦晓也指出，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均、劳动者收入形式单一等问题，是中国经济重新平衡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他们还为此开出了药方。

　　林毅夫：内、外部失衡是改革的负面结果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什么，成本是什么？

　　林毅夫指出，过去30年间，中国不仅保持着GDP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保持着社会的稳定，这与许多转型国家截然不同，也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表现。取得这一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发展战略能够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改革之前，中国采取的是支持重工业发展的发展战略，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缺乏竞争优势。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扭曲的机制来保护重工业产业。”林毅夫指出，改革伊始，大部分改革的建议都是立即取消这些扭曲，但如果这些扭曲得到纠正，重工业企业就会由于缺乏竞争而倒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渐进的改革方法被逐渐采纳。

　　随后，中国开始逐步放开市场、取消限制，允许私有部门进入。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部门所获得的成功也为其他部门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取得动态经济增长、同时又保持着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所在。

　　谈到改革的成本，林毅夫指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是改革的负面结果，也是中国当前承担的成本。

　　其中内部失衡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外部失衡表现在外贸盈余的增加。

　　林毅夫认为外部失衡是由内部失衡造成的。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倾向很低，因此，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提高中国的消费倾向，也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但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导致了中国总体消费倾向很低，而总体储蓄倾向很高，导致了中国必须依靠全球市场来分配其产品，这就使得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林毅夫强调，中国内部失衡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差距扩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8，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影响社会长久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秦晓：从需求而言，收入分配问题是核心

　　秦晓认为，中国经济的平衡，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考虑，从供给面而言，产能过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中国有超过10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急需调整。而从需求方面而言，收入分配问题则是核心。

　　第一是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第二是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目前，国家更多的资源被分配给企业，而不是劳动者，这使得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而且，由于当地政府的主要目标依然是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这个目标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发展服务业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收入的途径之一。

　　第三是土地流转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继续，更多农村的土地会被转化为城市土地，处理好农村土地征收和转让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

　　第四是劳动者收入形式的单一。目前，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资产收入在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十分小，这使得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不能分享到国有企业所产生的巨额利润。

　　秦晓认为，过去30年中，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城市化和私有化也如火如荼。但最近几年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没有了改革的压力。但经历此次危机后，不进行改革而维持现状的代价开始出现，重新开启改革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

　　改革药方

　　林毅夫将内部失衡的原因归结于一些部门改革的滞后。

　　首先是金融部门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金融部门由四大国有银行占主导，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大银行倾向于给大企业贷款。因此大企业容易得到金融支持，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信贷，这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一是由于中小企业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损害，从而减少就业机会；二是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更加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资本服务。

　　其次，自然资源部门改革也落后于经济改革。改革前，中国为了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政策会扭曲投入品的价格，将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之一。更为关键的是，至今，大部分的扭曲并没有得到纠正，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有很大的差距，而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的群体就会从中受益，中国收入差距因此又会被扩大。

　　林毅夫指出，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纠正金融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的扭曲是很重要的，这些扭曲的纠正会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其比较优势，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储蓄消费的不平衡。

　　秦晓给出了类似的建议。他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应当转变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应当从政府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需要政府做的仅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品。

　　第二，要放开要素价格，比如土地、劳动力、能源、自然资源和资本。对于前四种要素，逐渐使价格自由化是解决的办法，否则长此以往要素价格将会严重扭曲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资本价格，秦晓认为，当前资本账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机制，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给定一个真实的浮动区间，引入市场因素使得真实汇率能够被发现。

　　第三，国有企业要让利于民。国有企业应当是由整个国民所共同所有的，而不是仅仅由政府所有，目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上缴给政府，这一点是与国有企业宗旨相违背的，中国国民应当从国有企业中获得收益。秦晓认为，将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民中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中央银行和相关的基金，第二是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