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头条：中国中产阶层能寄厚望吗？

　　鉴于世界各国发展史里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与表现，很多人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扩大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能成为中国社会与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他们的富裕与消费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财富流动；在社会发展上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的“社会稳定器”；在文化上，他们是健康、文明的生活典范，是主流道德价值以及品味与格调的领头羊。

　　可惜美好的愿望仅仅是愿望。从现实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难担此任。

　　中产阶层数量难以增长

　　200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主持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为4%～5%；在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约为10%；在大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为12%～15%。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

　　而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队伍并没有稳步成长的趋势。况且，这几年飞涨的房价，已经让特大城市的大多数中产阶层告别了中产。

　　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发展史看，中产阶层的壮大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私营企业的兴起与壮大，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服务业的大幅增长。反观中国，近些年明显的“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的矮化显然与中产阶层的壮大背道而驰。

　　另外，自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速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速，至今已持续8年之久—中产阶层社会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如果中国的出口继续依赖低端制造业，那么，中国的主要人群就只能是低端制造业的工人，而不会产生庞大的中产阶层。

　　改变的方法只能是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依赖于一整套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升级，很可惜，目前还没看到这些宏观制度方面的突破。也正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近几年才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中产阶层的壮大遭遇瓶颈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而已。

　　政治上的侏儒

　　中国中产阶层不仅在数量上面临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

　　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还与体制内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学家古德曼在有关山西的研究中发现，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而在中小城市，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

　　在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之中，中产阶层只能孤军奋战。在体验过无数次个体单挑体制的悲壮结局之后，中产阶层也不得不学“乖”了。就像在一些不公平的拆迁中，当拆迁户明白对抗无果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率先拆迁而获得的一些“奖金”。逐渐地，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经验会化为一种势利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固定下来。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曾有一个中产阶层朋友如此精妙地概括自己的价值观：我不痛恨这个体制，我只痛恨自己不能进入这个体制。

　　笔者在此无意进行道德谴责，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几乎是中国当下中产阶层的通病。中国中产阶层是“灰色阶层”，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收入”。 在社会秩序与道德全面失范之后，没有组织的个体几乎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的短期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是体制的压迫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体制的帮凶。他们难以像某些小资媒体渲染的那样，成为时代英雄。中产阶层的奋斗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突破，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他们是消极的。

　　中产阶层难当“社会稳定器”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很多人对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角色。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确实已成为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西方的中产阶层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

　　但也应该看到，中产阶层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许多历史经验说明了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在1960年的委内瑞拉，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运动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泰国军事政变，中产阶层也是政变的支持者。更可怕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产阶层竟然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并不总是维护社会稳定，它也会导致社会冲突。

　　实际上，中产阶层的“稳定器”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一方面，中产阶层已经足够强大，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社会的容纳。缺乏第一个条件，中产阶层就无足轻重，谈不上维护社会稳定；缺乏第二个条件，中产阶层就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产生社会冲突。

　　这两个条件中国中产阶层都不具备。另外，更可怕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信奉赤裸裸的暴力正义观和丛林法则。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暴力正义观一旦占据上风，会是人类文明的灾难。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几十年教育的偏差，更加上社会失范之后，坚守正义者屡遭现实的蹂躏，这些经验使得不少人普遍不相信还有绝对的道义存在，这一点在中产阶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回头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产阶层，在他们上大学时，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流行的时髦读物，再看看近年以《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思维方式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中产阶层和大学生都是其中的主力。中国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可能比其他社会经济阶层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感。这种带有憎恶外族的情感色彩、被阿仑·怀汀(en Whiting)定义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在城市社会经济精英圈中具有特别的反响。

　　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基础也是这种民族主义成长的土壤。他们不相信什么普世价值、国际正义的存在，只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的推论：强者强了要打人，也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谁叫你没出息当弱者？

　　中国中产阶层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层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产阶层成为其热烈的追随者，你绝不要感到奇怪。德国中产阶层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残忍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产阶层的精神危机

　　今天的中产阶层成长在一个缺乏信仰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道德似乎总是与权力裹挟在一起，也因此，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于权力的憎恶，也会变成对道德的憎恶。许多中产阶层对生活和文化的独立思考是从对伪崇高的抛弃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伪崇高的讨伐与调侃就成为启蒙哲学的主旋律。60后和王朔的小说一起在调侃中抛弃了“伪崇高”；70后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完成了对各种伪君子的解构。然而，由于整个社会主流信仰处于真空状态，他们在抛弃伪崇高和伪君子的同时，将崇高和君子也一并抛弃了。

　　那么，就只能依靠肉体的享乐和物质了。在中国，外在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西方，提到中产阶层，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的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中国，这一概念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只是洋房、汽车时装等高档商品。

　　除了消费，还有“性”。当肉体的享乐达到自然生理的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借助科技与药物。这些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夜店，一种被称作二级毒品的东西正在流行，在深圳、武汉等城市，摇头丸、麻果、K粉已成了一种夜生活时尚，其主要消费者并不是社会失意者，而是中产阶层。

　　西方有句谚语：不信上帝，即信撒旦。即使部分中产阶层产生了某些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但由于主流价值和信仰的缺位，一些在正常社会只能是边缘的信仰纷纷粉墨登场。除了前面说到的狭隘民族主义怪胎，另外一些怪力乱神和粗鄙的宗教信仰形式也开始盛行。比如我们随处可见女白领在钻研着她们的星相学，逢人必问星座。另外，一些东方神秘主义比如瑜伽、周易之类的东西也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还有，近些年随着中产阶层旅游消费的兴起，一股少数民族文化热也大行其道，在没有主流文化支撑之后，似乎只有去丽江、去西藏、去泸沽湖，在山水中，在那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里，才能找到精神上超越的东西。或许在普遍没有主流文化之后，我们的中产阶层觉得那些原生态的东西才叫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