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过所谓“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之后，愈发强调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如何发展服务业？当前，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中国应该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作用，既然政府能够拯救经济于危机之中，那么，后危机时代，服务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干预。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实在是危险。
中国政府一直被认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用“做项目”的方式来引导产业发展。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否可能成功，在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对其持肯定态度者，一直喜欢用日本的产业政策为例，来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寻找支持。其实，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否真的成功，也有颇多争论。且将这些争论暂且放在一边，本文仅讨论一个公认的事实，那就是，即使是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也基本上是制造业，而服务业却没有产业政策，这其中必有道理。
工业产品是容易标准化的产品，工业化的时代也是标准化的时代，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包装和销售，甚至研发和管理，工业产品从被生产到被消费，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被一些参数所刻画。从“沃尔玛”式的大批量订单，到“福特”式的现代工业流水线，到“宜家”式的平板式包装，再到网络销售中每种货号可以指代的商品种类，谁能够将产品标准化为一些“参数”，谁就可以简化管理，获得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赢得竞争力。
政府的产业政策其实也是一个参数化的过程，从立项时的项目描述，到最终的项目评审，有参数就好办。参数就是信息的描述，市场在配置资源时之所以比政府有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更好地处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信息，如果参数化和标准化能够帮助政府拥有足够的信息，那么，政府在其他方面拥有的优势就可能被凸显出来。比如说，政府比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协调的作用，避免市场的无序；政府往往能够集聚大量的资金，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政府往往比私人部门更能承担风险，在一些新兴产业，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但如果失败了，则损失巨大，政府能够同时开展多个项目，只要成功几个，就可能在总体上盈利。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的以上几方面优势，特别是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经济起飞阶段比较明显。虽然对于政府产业政策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只要运用得当，扬长避短，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不可能成功的。
遗憾的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政府直接推动产业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这与服务经济的以下几点特征有关：
首先，服务的生产和销售是同时进行的，大多数作为商品的服务是不能储存的，所以，服务的价值和质量高度依赖于消费者的个人体验。这就使得服务的好坏难以被政府评判和监督，就算政府可以对服务的好坏进行评判，政府作为评估人所获得的服务，也不必然等同于其他消费者得到的服务。尤其重要的是，服务业的创新往往是思想和创意，由于服务业的创新价值最终需要由消费者来评判，因此，就特别需要由市场价格机制来对服务“打分”。相比之下，在工业领域内，一个产品的创新及其所达到的效果，比较容易被一些技术参数所刻画，不同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也易于检测，并能够相互比较，即使不进入市场，也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评估。
其次，服务的提供是非常个性化的，如果说工业品的利润来自于经过标准化后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那么，服务的附加值却往往正是来自于小规模经营中的个性化。仅以餐馆为例，很多百年老店，都是小规模的，但却长盛不衰。越是个性化的东西，其价值越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判，政府所面临的信息难题越严重。当然，像肯德基这样的全球连锁店，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美国特色的路，那就是，将服务业当作工业来做，将其标准化，并且大规模生产。不过，像肯德基这样的服务业已经和食品加工业差别不大了，这里的唯一界线在于，食品加工业的生产和销售是相互分离的，而肯德基的生产和销售是同时进行的。相比之下，哈根达斯的冰琪淋就既是有专门餐馆的服务业，也是可以进超市的食品加工业了。
第三，由于个性化和差异性，服务企业之间往往是垄断竞争的格局，因此，不同的服务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上共生，不易出现过度投资、恶性竞争等工业部门容易出现的问题。服务业还因其“不可贸易”的特点，特别依赖于本地市场，因此，相对而言，也更不需要政府出面来保护本地企业，或者突破工业品市场上的贸易壁垒。
第四，相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大量服务业企业规模并不大，而创新性的服务企业更是从小企业开始做起的，因此，对于初始投资规模的要求并不高。投资规模小，市场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也相对大一点，政府在推动此类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就更无优势了。
有了上面这些服务业的特性，便使得政府推动在服务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大下降。可能有人会说，上面这几条理由似乎更适用于消费型服务业，而对生产型服务业的适用性却不强。请注意，即使是在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中，规模非常重要，也仍然会因为服务产品本身难以被参数化，局限住政府产业政策的效果。弄得不好，政府的大量投入可能换来的是低效率和腐败。即使是在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比如新闻传媒和出版，其有些高度专业化的环节（如设计和美工）也往往是小规模生产的，强调创意和个性的。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惯性思维喜欢把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截然分开，事实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关键是靠人才，人才的集聚特别需要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的提升回过头来还是要靠消费型服务业。一个被政府管住的消费型服务业（特别是与文化有关的服务业）是难以有活力的。
那些寄希望于用“做项目”的方式来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人们，需要认真地想想，政府在做和将做的事，是不是交给市场做反而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业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少出点政策。《上海国资》
（作者系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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