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需超越美国式生活方式

　　在哥本哈根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惨淡收场，甚至连一份没有提出各国具体减排目标的协议都无法获得全体国家的认同，这显示在一个失衡的世界体系基础上打造全球性的共同政治行动，有多么的困难。这次会议的挫折，事实上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进一步暴露了现有世界体系的重大危机；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协议的难以达成，与严重失衡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一时难以找到改革之道一样，提示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已经接近于鲁迅当年说的“铁屋子”，即使有些人已经醒了过来，也仍然看不到打破铁屋子的希望，于是只能徒唤奈何，徒增痛苦而已。

　　尽管对于目前气候变化的挑战究竟有多严重，现有业界研究成果是否有夸张其辞之处等等问题，全球媒体多有争论，但具体数字的增减并不是关键所在；对于马尔代夫等小岛国来说，海平面的上升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因此不可能无视气候变化挑战的存在。在全球变暖之类事实的认定方面，现有的分歧不足以颠覆业已存在的全球基本共识。

　　几乎所有人都在说应当改变，但哥本哈根会议的进程表明改变是困难的，确定改变的方向也非常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国家，而在于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主动参与打造的已经严重失衡的国际体系。在今天，这个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分工体系有一种魔力，越来越将众多发展中国家打造为巨大的生产车间，来为全球有能力享有便捷、丰富甚至“环保”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区域和阶层提供支撑。而在高能耗制造中心尚未从欧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代，欧美对今天全球变暖问题的形成有着主要的历史责任。

　　高能耗制造业的中心从欧美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一全球分工体系的巨变，是今天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同行动难以达成的最为主要的背景。这一巨变带来了两大难题，一是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主要的碳排放国家并不一样，这样就有碳排放责任的认定问题；二是，全球分工体系的转变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式生活方式在全球文化中的吸引力，几乎所有地区都羡慕美国式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能耗工业的基础之上的（无论这些工业的基地是在全球的哪个地方）。

　　政治家们在哥本哈根的争论更多地集中于碳排放的责任如何认定，即西方国家是否应该为过去工业化过程中的巨量碳排放承担历史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是否在一定时间内有继续发展经济而无需与西方发达国家共担责任的权利，是否应该现在就要与发达国家一样接受相近强度的约束？发展中国家希望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发达国家则谋划否定这一原则。这一针锋相对的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协调，正是反映发达国家诉求的“丹麦方案”遭遇部分发展中国家代表离席抗议而不得不放弃的原因，也是哥本哈根会议无法提出各国减排目标的原因。

　　事实上这一对矛盾很难仅仅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来获得解决。不仅如此，讨价还价的谈判还是这一矛盾形成和进一步加剧的原因，因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跟它们一起共同承担碳减排的责任，必然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引发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感：发达国家是否在自己发展了之后，试图用碳政治的武器，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消除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发达国家的挑战？欧洲发达国家是否企图通过将碳减排列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凭借自己在环保技术方面的优势，来谋取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这样的日子，如果因为在碳减排方面做出过多的承诺（人们都知道，完成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要有相当数量的碳排放），又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况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排放工业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因此真正的麻烦在于，几乎所有“未富国家”都希望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击鼓传花”，经过一段时间高排放的工业化之后，再将这些工业转移出去），都希望享有今天西方式特别是美国式生活方式。“未富国家”的这一愿望越清晰、越坚定（发达国家请等一等，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变得像你们一样），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共担减排责任的愿望就越难实现，谈判就越难有结果。

　　这事实上意味着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悖论，那就是，如果要维护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全球文化中的统治性地位，那么就必须面对碳减排谈判很难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巨大让步的现实；如果要想在碳减排谈判中让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但就必须在全球破坏掉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权威地位和权威形象，同时还得批判和改变自身的高能耗生活方式。这种“人格分裂”现象在奥巴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改变了拒签《京都协议书》的布什那种我行我素的立场，转而要塑造美国在碳减排方面的道德权威（或者可以对冲华尔街金融危机对美国道德形象的严重伤害），但讽刺的是，今天美国人的美好生活恰恰是建立在高能耗制造的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主要的碳排放大国（即使现在高能耗工业已大部分转移到他国）。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能仅仅批判西方发达国家是碳排放的“罪魁祸首”，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碳排放大军中的一员。如果说，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看到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岛国面临的威胁，会感同身受，那么，对碳减排国际协作的支持就不仅仅是对失衡的国际体系的批判，对西方国家历史责任的追究，对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反思，而且是对自我的反思，对自己复制发展主义道路的反思。同时，这种反思也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失衡的国际体系中摆脱依附性地位，参与改变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超越发展主义逻辑的必要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的结局是全球体系危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次呈现，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社会对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反思，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反思一样，都意味着全球秩序已经进入重组的时代。而重组的未来如何，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团结起来，建立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国际空间，这个空间也是发展中国家重塑自身发展道路的新空间。

　　（文章来自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