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吴敬琏

　　究竟是家人还是陌生人更适合描摹自己的父亲？吴晓莲也曾经面临这样的困惑。

　　1998年，一本名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书，将那些如烟往事，借由陌生人的笔和另一面镜子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书架旁，吴晓莲突然怀疑，这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爷爷吗？为什么我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和他交流过？而自己的父亲吴敬琏，更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她决定接受父亲曾经的建议，为他撰写传记。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出来。“或许放在十年前，我也无法完成这本书，认识他人和认识自己都是一种旅程”。

　　女儿的书出来了，父亲唯一的评价是，错别字太多。这当然是嗔怪，但在女儿看来，父亲就是这样的性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像对待学术一样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追求完美，每次出书都是一遍遍校对，等到出版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交稿。去年他到美国度假，十月我又回上海，都看着他拿着同样的书稿，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地核对注释。”

　　柳红为父亲撰写的传记中的一个细节，开始让吴晓莲看到父亲的另一面。那是吴敬琏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18岁的吴敬琏随母亲邓季惺从香港返回国内，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他在轮渡上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畏惧。正是这一幕让同船的一位校长记住了这位热血青年。在后来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吴敬琏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所学的一首歌 《问》：“中国的江山为何充满了泪，你想想，你想想……”

　　2009年夏天，吴晓莲回国时，屏幕上轮番放映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她像是顿时看明白了父亲的过去——坚固的价值观烙印于心，一代又一代，“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父亲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使命感’这个词。或许正因如此，他多少年来不曾懈怠，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所以他一平反便能站到学术前沿。”她形容说，这种使命感就像舞者脱不下来的红舞鞋，缠绑在脚上，鞭策着他，一直会认真地“舞”下去。

　　在梳理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吴晓莲发现，这种自幼便有的救国热情，正是家族传统的体现。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这个有几分像林徽因的女子，不仅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更是一个大家庭合格的管家。到任何一个城市，邓季惺首先想着买地置业，安顿家人，她给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吴敬琏正是在这样的庇佑下度过了幼年时光。

　　独立、倔强、有主见的吴晓莲，和干校回来的父亲在一起生活没多久，便读大学、出国，与其相隔万里之遥。再一回国，发现父亲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她突然发现，除了小时候“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形象，自己对父亲并不十分了解。而在小女儿吴晓兰的记忆中，七岁时那个从妈妈旁边将她赶到小床去的 “陌生人”，便是她对爸爸的第一印象。

　　再捡拾的记忆、大量的细节，让女儿们重新认识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父亲。他在干校时自学英文，出来后，规定自己每天在家读一章原文的古希腊史。那时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一年，喝水吃饭都要由父亲照顾。但父亲沉迷书本不思饮食，母亲也只能无奈而善良地等待。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不学艺”，当时文革，因为看不到什么前途，很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学问。但吴敬琏却始终不曾懈怠，所以四人帮一粉碎，他便站到了学术前沿，出版了大量文章。不久前吴晓莲在美国拿起文艺史来读，就想起了儿时的这一幕。

　　在那个历经各种运动，无风三尺浪的年代，在11平米的四口之家中，吴敬琏安之若素。这其中有酸楚，有幸运，而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保护，不希望女儿卷入其中。

　　从干校归来的父亲没有带回半点牢骚，却带来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他做木匠活，也出于个人兴趣，小时候曾一心一意想做工程师。这种看似缄默的举动，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下一代的观念。吴敬琏曾经对乖巧的小女儿吴晓兰说，以后有机会还是学科学，不要学社会科学。

　　吴晓莲热爱文艺，十岁时开始学拉小提琴。心灵手巧的父亲为她打造了一切：小提琴的腮托，是父亲用布缝的；节拍器，是他用电子管做的；琴谱是父亲一笔笔照老师的谱子抄的；这个“多能选手”还带着她们骑车、买菜、摘蘑菇……在吴晓兰八岁生日的时候，他还送了一个电烙铁当作礼物。现今同样住在美国的吴晓兰回忆道，几年前父亲还曾经说，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但照这情势，怕是不会退休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敬琏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还提到他在病床上靠看俄国小说打发时光。那时看一本《怎么办》，他会对女儿感慨，“生活不能太过舒适。如果喝水都一定要喝有味道的，这就是腐化。”30年后，孩子还记得这些话，但他自己却早都忘记了。

　　父亲曾经先后四次向为其作传的晓莲讲述和顾准的交往。这个在 “文革”时还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成为吴敬琏一生最关键的授业导师。最后一次交谈发生在2006年秋，在北京郊区的一幢房子中，面对着刚刚下飞机饱受倒时差之苦的女儿，吴敬琏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集中精力追问他当时的感触。“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她后来问了母亲，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感内敛的父亲回到家中痛哭了一场。

　　吴晓莲说，这些年父亲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而这一代的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往书斋之外，对社会中的话题，总是忍不住发言。“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就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从一则故事中足见其锋芒毕露的性格：一次公开会议上，有位发言者反复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父亲起初沉默不语，到后来忍不住了，拿过话筒说，“自从有的电视台用 ‘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这本书中，处处都是朴素的表达，包括谈论父亲和母亲的爱情。父亲的说法异常简单，找一个看得过去的人结婚，没什么特别。母亲则会动情一点，提到她最初也有别的选择，看上父亲就是觉得他聪明，会背资本论。“上一代人都很简单，看似经历大风大浪，家庭却很稳定。”

　　吴晓莲有明星一样的脸庞和爽直的性格，说话伶俐；吴晓兰长得颇像祖母邓季惺。她们共同生活在美国的圣地亚哥，那里气候好，冬天适合避寒，夏天宜于避暑。父亲这几年会专门到这里度假，但每次待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个星期。而度假的时光也有每日拨出八小时用于工作，只是比在国内多了几分散步的悠闲。

　　吴敬琏年已八旬，精力还很旺盛，晓兰提起他的时候，很欣慰地说，似乎比前几年气色都好。如果简单将他的知识结构一分为二，其一是经济学专业知识，其二便是强烈的好奇心。他对于所有新技术都充满兴趣，到美国女儿家里度假的时候，他为了次日能到电子市场购买最新的大容量移动硬盘兴奋不已，女儿便顺势送给他一个i－Pod。他让懂行的年轻人把音乐和有声读物放入其中，但凡休息时间，就插上耳机，沉入自己的世界里，既欣赏他热爱的贝多芬，也听英文有声读物。

　　吴晓兰的女儿弹琴，爱好音乐的外公会指导一二，告诉她要多听好的音乐，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曲谱演奏。一家人去听音乐会，舞台上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吴敬琏回去后有心地将曲谱打印出来，放到外孙女的床头。孩子们学中文字，他会像曾经对待两个女儿一样，帮忙为孩子们制作卡片。

　　工作忙碌是父亲永远的状态。每次回国，一家人刚刚坐下吃饭，电话就会响起。有时候为了图清静，避开搅扰，还要专门跑到郊区。去年“间谍门”事件的时候，父亲就是在天津闭关写书。即便是在美国，吴敬琏依然每天至少要工作八小时，后来遇到叫吃饭迟迟没有回应的人，吴晓兰的孩子们总是习惯说，这个人怎么和外公一样。

　　忙碌的另一面是不拘小节。有一次，他特意为归国的吴晓兰买了中国的电话卡，女儿征询如何使用时，他却浑然不知，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这些琐事上，怎么会有精力想那些重要的事情”。

　　吴晓莲热爱文艺，当记者苛求她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时，她沉吟半晌，做了一个有趣的补充。“比如印象派画家莫奈，他画同一个池塘，会立起四个画布同时创作，每次光照时间都不同。莫奈甚至说，你要想象自己是瞎子，只是在睁眼那一刻把它画下来，而不要去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30年来，当我突然睁开眼睛看父亲，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这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