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垣：目前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了不同等级

　　“刘福垣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最主要问题是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得到的国民待遇相差很大。户籍制度改革是全体国民公民化和财政分配体制变化的过程，突破口在于政府承担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问题解决了，农村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经济参考报：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福垣：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分治。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等。由于我们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拥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得到的国民待遇相差很大。

　　实际上，现在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度，按地域和职业来划分户口，就把人的身份区别化了，使公民分成了不同等级。特别是2.5亿的农民工承担了当代产业工人的职能，创造的GDP超过50%，但他们还背着农民的身份，这个必须得改变。

　　造成分工和身份分裂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最后形成。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这种以社会分工和地域来区别人们身份的户籍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户口的变化，更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身份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刘福垣：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工业品和总工业品的分配制度。现在医疗、教育、住宅等由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部分，城里人得到的多，农村人得到的少甚至很少。

　　如果大家都是同一种户口，就应该获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深层次地反映了财政分配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加速人口城市化，着眼点不是户籍账面登记的变化，而是财政分配体制的变化，是全体国民的公民化过程。现在我们既有享受特权的公民，又有没享受到国民待遇的公民，要统一按照市场经济，按照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来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使大家的社会身份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经济参考报：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哪？

　　刘福垣：社会保障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没有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改了也等于没改。社会保障要靠政府，政府掌握了那么多的社会资源，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就能够很快地被解决。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只要农民交出土地，劳动力真正转化为商品了，真正成为市场关系的主体了，就应该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当然前提是农民必须交出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交出土地，说明还没有改变小农的社会身份，农村的生产方式就不能变革。“拿土地换社保”，只要占了农民的土地，就得给农民社保；农民要社保，就得交出土地，它是等价的。

　　经济参考报：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困难，那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改革似乎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

　　刘福垣：我们现在说的和做的，想要努力的和实际的情况差距很大。从主观愿望上讲，我们希望解决户籍制度问题，但实际上一拖再拖，而且没有把这个过程看作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统一的过程。

　　户籍制度的变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一步一步来发展的，是将被中断、扭曲和阻碍了的关系理顺。只要分工发生变化，身份就要相应变化。只要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人，就要享受社会保障；没纳入市场经济体系的人，他们的困难就要依靠社会救济来解决。所以说，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的问题，整个社会结构、分配制度都在这里面。

　　经济参考报：户籍制度改革会不会遭遇地方政府尤其是“迁入地”的阻力？

　　刘福垣：这个问题关键得看政府的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凭自己的身份证，身份证号就是税号，在哪看病，在哪养老，当地政府就得承担社会保障的钱，这部分钱的总平衡最后要靠中央政府转移财政支付。

　　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甲地乙地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走到哪就在哪享受社会保障。只要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交了税，地方在社会保障上花了多少钱，中央政府都“通存通兑”，不过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不能像以前那么便宜。这样，中央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不会存在资金问题，而是举手之劳，同时也不会像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那样，产生很大的操作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