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特别贡献

　　鄢烈山：中国足球的特别贡献

　　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直接指挥的“反赌球风暴”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安机关正式对外公布，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健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说好，当然对，延续数年的反赌打假扫黑马拉松终于抓住了几条大鱼，乐观的人甚至唱起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劝善歌；说坏，也对，走马换将一茬茬到南勇去年1月出任足协掌门，反赌扫黑信誓旦旦言犹在耳，不到一年就犯事了，足坛的水咋就这么深这么脏呢？

　　关于足球领域的假赌黑本身，我没有资格参与议论，足球赛事之于我，连“打酱油”的兴趣都没有；但是学中文的“出身”和吃新闻评论饭的职业，使我不能不了解有关足球的主要文学作品与新闻热点。从我的视角看，中国足球或中国足协(在举国体制条件下，请允许我把它们混为一谈)对于繁荣中国文学和活化言论环境，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万众齐唾也淹没不了的；还不谈它曾培养了“小地主”等知名球迷，为众多球迷提供过激情和幻想，今天仍在为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宣泄愤世嫉俗情绪的题材。

　　关于文学，我记得，1985年春，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没能战平中国香港队，失去出征世界杯资格，许多观众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酿成了当代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事件，也诞生了作家刘心武的著名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12年后的1997年，中国队在大连冲击世界杯失利，极度郁闷的老榕写跟儿子看球经历的网络名帖《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不仅在足球界和网络界，在新闻与文学领域也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又12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家张宇的小说《足球门》，堪称当代谴责小说吧；网上以中国足球为题材的嬉笑怒骂段子更是难以计数。这叫“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没有多少可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不仅催生了《足球报》等专门报刊，而且为各家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所谓“负面报道”内容，时下更似开启了中国“扒粪”新闻的新时代。你看知名足球记者和评论员李承鹏等人合著的《中国足球内幕》，标榜“欢迎对号入座、欢迎诉讼公堂、欢迎上级调查、欢迎群众举报”，而被点名的前著名足球教练陈亦明也真的应声上阵了。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都像李承鹏等人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敢于只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而揭黑，中国的玉宇澄清、官风民风净化，必然指日可待。

　　新闻评论这一块也是，现在人们议论中国足球和足协，并非墙倒众人推，而是言论自由的势所必至，大家在解剖足协腐败这只“麻雀”呢。这方面的评论很精彩，如《净化足坛要抓大鱼更要换水》、《民主选举才是足协改革惟一出路》、《重振足球从击碎(法不责众的)集团心理开始》，李承鹏则直斥“举国体制是‘恶之花’”；而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最大的体制弊端是中国足协的“四不分”或“四不像”，即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国家财政拨款承担“为国争光”使命的事业单位，民间性质的社团法人、市场化产业化的职业联赛的大老板。

　　而《韦迪上任又见无公害吹捧》的评论之声刚出口，一反旧例，质疑新掌门人驾豪车的帖子和报道就见诸媒体了。这是公民和记者报道权、批评权和监督权的高度合一。是发生在足球界和新闻传播领域很可喜的新气象。你可以说，这并不是中国足协官员所要的局面，李承鹏可以举出一个个胜于雄辩的例子证明足协官员是怎样蛮横地封锁真相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心想事成，李承鹏本人一再被封杀这“一再”也证明了封锁“力度”没有达到摧毁性。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国足球话题的开放性何以形成，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你说因为它的娱乐性，无关政治大局？同样是娱乐，在文艺领域一般是拿明星或作品说事，鲜有针对政府管理层的；再说《五一九长镜头》，不是已证明球迷骚乱也关系社会政治安定吗？你说因为它是大众关注的题材？交通、治安、水电煤、教育、医疗、食品安全、产品安全……哪一桩大众不关注？你说因为它特别腐败？我可以肯定不是，理由是越封闭的领域绝对越腐败。最近报道了几个省监狱系统的腐败案就再次验证了这条原理。你说是因为它在聚光灯下，又有全国性？那么……

　　这篇短文不可能深入讨论下去了，算是为中国足协说两句公道话，凑凑热闹吧。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