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监管更应重视贷款结构优化

　　日前，相关媒体报道的一月份新增信贷规模出现了两个数字，并且这两个数字的差距达5000亿元规模之巨——新增信贷接近于1.6万亿元与降低至1.1万亿元以下。如果不推迟公布的话，央行将在年前给予我们准确答案。

　　无须讳言，面对一月初国内信贷再次暴露的信贷井喷苗头，监管部门采取严格的监管举措缓解商业银行非理性的信贷冲刺是必要的，监管部门在这场与商业银行的信贷弈局中发出的威慑信息是有成效的。不过，如果需要产生持续的威慑力，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央行等博弈对象实质上是商业银行背后的客户。表征观之，银行贷款实质上是商业银行代替存款人向贷款人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借助专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中间人角色获得相关的服务收益。鉴于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倾向于政府与企业，银行最主要的储户为各级政府和企业；同时，从贷款主体上，目前银行贷款人主要以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根据金融系统的信用货币创造的发生机理，初始存款派生贷款，随后贷款衍生存款再形成贷款。显然，导致去年全球信贷井喷和今年元月信贷井喷问题的主要支撑力量，恰恰是各级政府的刺激计划和各类国企贷款。

　　事实上，央行等继续加强信贷额度管制将很可能更加剧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难度，从而不利于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增加了银行风险资产的风险烈度——高行业集中度风险、政策性风险与信用违约风险等。因此，要治本信贷井喷，既需要降低银行信贷与政府和国企的黏度，更需要适度适时地寻求合适的退出时机。

　　同时，舒缓商业银行的信贷井喷冲动、促使商业银行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降低风险资产的过度集中度风险等，监管部门通过强化对商业银行的合规监管和经济资本要求，要相比把其行善之手直接插入商业银行市场行为的心脏要更具效率、成本也更低。

　　有效的信贷额度管控与信贷结构调整和信贷风险高企存在突出的两难悖逆问题。而若有关部门调节这一两难悖逆，那么，一旦未来这些监管部门指导的信贷出现不良资产，如何责任归位，是否算作政策性不良资产？显然，这不可避免干扰了银行的风险管控系统。

　　由此可见，直接干预式的信贷额度管制和信贷结构调整隐含的副作用较为突出，也存在两难悖逆的相互牵制风险。如果央行、银监会等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回归到合规监管的轨道，有助于从根本上突破当前横亘在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市场行为间的悖逆命题。具体而言，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应该把监管重点放置于加强信贷市场的信息透明度监管、防护性保障等合规监管层面。一方面，为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井喷冲动，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避免商业银行变相转移存量信贷资产——通过回购式信贷类信托理财产品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虚假出售存量信贷变相绕过资本充足率的硬约束。另一方面，通过调整银行不同风险资产的风险权重系数，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降低银行信贷资产集中度风险、高市场风险资产和违约风险资产。比如，为降低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房地产行业，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市场状况适度提高房地产行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系数——由目前涉及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权重系数为1改变为1.5，即同样1个亿的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房地产占用的银行经济资本是贷款给风险权重系数为1的其他行业的1.5倍。

　　总之，通过强化银行系统的透明度监管、防护性保障，以及强化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等，对遏制商业银行信贷井喷冲动的成效要更高至少不低于直入信贷市场心脏的信贷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