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简介 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早年下乡黑龙江。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求学英美。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成果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研究范围：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
教学工作：自1996年以来，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1999年后，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
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一年有余，“后危机时代”的舆论就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后危机时代”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我们似乎有必要借这个题目来回头看看当时对危机性质的认识和估计，究竟哪些对头、哪些不那么对头。这对理解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是有益的。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前后持续4年，仅美国的失业率就超过四分之一，倒闭的公司和银行无数，股市则跌掉90%。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不过，要是拿美元不变价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1929-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两大板块之间，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国刚开放时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可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印度和前苏东集团国家的陆续开放，两大板块开始打通。这不能不激发出极其巨大的竞争潜力、不能不释放巨量的优势，也不能不带来极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
举个例子。原来的汽车主要在年薪6万-8万美元的地方生产，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现在中国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够生产出蛮像样的汽车，这就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与结构重组。原来的秩序无从维持，原来的平衡要被打破。这是“全球失衡”问题的根源。这样的“失衡”，其实过去就发生过。美、德崛起时出现过，日本、东亚崛起时也出现过。区别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两大板块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更为巨大。所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由此带来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一定更为显著、更为长久。这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1929-1933年大危机时，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货币挂钩黄金。
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谁也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搞不起严重的通胀。但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遇到通缩时，各国也没有可能大手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其实，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最后也是先让英镑、美元分别与黄金脱钩以后才得以摆脱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全球主要货币早已与黄金脱钩，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时代。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可企及的“优势”，在分析和估计经济形势时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从全球格局的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开放经济体这两大板块从隔绝走向开放，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比较优势，推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一旦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引起了所谓系统性的恐慌、衰退和萧条，各国也还有一个松动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后手棋可以下。把这两个方面加到一起，结果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一时来势汹汹，却没有、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真正比下去。
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过程。2008年10月份，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市场价格跳水。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工业主打，而工业制造又高度依赖出口。但过了2008年年中，中国出口从过去每年正的20%-30%的高增长，变为负的20%——有50个百分点的下滑！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将出现负增长，不要说保八，就是保零都艰难。这也是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两年4万亿国家投资，外加上三年7500亿专项医改花费，再加上出人意料的一年高达9万亿-10万亿的银行信贷。最后的结果，今年最低一个季度的GDP增长率，还是超过了6%。2009年全年过8，现在无人怀疑了。
在认识上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非常肯干，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干就什么也没有了。去年春节前，2000万农民工返乡的消息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过了春节，农民工还是出来找新的机会。我也注意到工业增长方面的一条消息：到2009年9月为止，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不难理解，这背后是体制优势、而不是投入优势在起作用。由于微观基础还是可靠，而政府在宏观刺激的同时还解开了不少束缚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强劲复苏。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还是有个担心，认为复苏不稳固、不可靠。但是从数据来看，今年前9个月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出口则是-3.6%;加到一起GDP增长7.7%。
对此可问三个问题：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不会减少？消费增速会不会减少？出口会不会增加？我这么看，把明年的投资和消费加到一起算，应该不会减少。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问题。美国金融企稳之后，其进口需求免不了还要回升的。奥巴马总统要让美国成为出口大国，但他们必须能够生产出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才行。否则，非要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去生产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的汽车，美国人没那么笨。
问题是救市的代价。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放出去这么巨量的货币，譬如比GDP的增长还高出20个百分点的广义货币，绝不会没有后果的。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产业领域，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目前还看不见通胀，因为CPI不过刚刚转正而已。不过，“物价总水平”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消费品之价，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各种资产之价。
总体来看，当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某些失衡也会复苏。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关注。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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